按：这是音乐家谭盾在Ceibs演讲后我给CBR写的一个述评，对谭盾的市场策略做了一个简单的思考，由谭盾的成功也可以给中国的艺术家和商人一些策略上的启发。公开发表时的标题是《谭盾：用中国“文化香水”引领世界潮流》。

附文是谭盾先生接受集体访问时，对我提问的回答，所幸这些问题是日报同行毫无兴趣的，也算是个小独家。

（导读）30年来，谭盾的音乐作品就像这古老悠扬的箫声一样，穿越东方的琴瑟琵琶大吕洪钟，越过西洋的交响乐阵，使他成为全球最受人瞩目的音乐家之一。他跨越了历史和文化的障碍，在当代全球音乐多元文化格局中引领一股创新的风。

谭盾：
用中国“文化香水”引领世界潮流
文 ·朴抱一

       许多年后，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和同样来自中国的音乐家谭盾在美国聊天。贝聿铭回忆起1935年18岁的他离开中国的情景，当时母亲送给他一盘唱片《肖邦》和一根竹箫，贝聿铭说，没想到“正是这两件东西成就了我”。
       《肖邦》和竹箫代表了贝聿铭中西方两种思想文化渊源，谭盾对此也深有感悟，同样的，他也是以这样的箫声为序曲开始了他在音乐上的跨文化旅程。
        30年来，谭盾的音乐作品就像这古老悠扬的箫声一样，穿越东方的琴瑟琵琶大吕洪钟，越过西洋的交响乐阵，使他成为全球最受人瞩目的音乐家之一。他跨越了历史和文化的障碍，在当代全球音乐多元文化格局中引领一股创新的风。
        在刚刚闭幕的北京奥运会上，谭盾作曲的奥运会颁奖音乐《金声玉振》被无数次播放，交响乐队、玉磬和来自2400年前曾侯乙的编钟，合奏“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旋律，充满了中国式的华美、浪漫和荣耀。

“中国香水”的味道

     1978年，20岁的湖南人谭盾去中央音乐学院求学时，他用一根扁担挑着一个包袱和一个水桶来到北京。谭盾希望能融入这个世界，甚至将来可以和中央乐团演奏《黄河》、《梁祝》等名曲。但是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融于其中，他土得掉渣，被同学称为“湖南地主”。“我所有的观念，我的调调，我脑子想的东西都太土，”谭盾说。

谭盾决定回到自己的文化根基楚文化。大二暑假，他在学校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交响乐《离骚》，在这部作品中，谭盾把中国传统乐器板鼓和箫融入交响乐，尽管因为其前卫的音响和技术引起争议，但还是引起同学和音乐界对他的关注，也让他获得学校作曲比赛的第一名。

从此，谭盾一发不可收拾，从《离骚》、《风雅颂》（1983）、《九歌》（1989），《天·地·人》（1997），《茶》（2008），到有机音乐《陶乐》、《水乐》、《纸乐》无不透露着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音乐的痕迹。

在融合和引领之间，谭盾选择了引领。如果谭盾拘泥于纯粹的西方音乐和作曲风格，他无非是重复一种关于作曲的技艺。既然现代文化是一个多元结构，谭盾以中国的风水、易经、禅宗和楚辞作为作品的思想渊源，它的瑰丽和神秘更加吸引东西方的听众。

谭盾将他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气息称为 “文化香水”。谭盾说：“因为我涂了很多的香水，中国文化的香水，当你用的这瓶香水做得好的话，就会引领市场的潮流，引领东西方的潮流，引领国家的潮流”。

在西方古典音乐领域，由巴赫、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等倾尽天才所创造的艺术高峰至今无人能及，亦如宋人欧苏所见的李杜诗篇，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作曲技艺炉火纯青的法国人拉威尔（1875～1937）所呈现的乐章，也只能被称为“最精确的瑞士钟表匠”。

谭盾说：“我觉得，融到西方里去，往往比引领西方和世界的潮流更难。我觉得我们的学习目的一定不是融汇，不是同流，而一定是引领潮流，中国的方向是把世界引领到一个和平、谐和、美好的潮流里面。”

中国文化的香水气息成为更多的中国艺术家们在全球艺术市场成功的重要因素。把中国元素挥洒得淋漓尽致的艺术家不止谭盾，还有蔡国强的火药，张艺谋的中国红和贝聿铭的乌瓦白墙，更早的还有赵无极画作中隐约可见的金石和水墨痕迹。
而谭盾的融合之道，在《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作曲奖的获奖感言上得到了最准确的阐释。

“作为一个作曲家，我的梦想是让音乐成为无国界、跨领域的艺术。《卧虎藏龙》的原创音乐为东西方文化、情感与动作、高雅与通俗化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开始了一次多元文化融合的新旅程。”

谭盾说，获奖“再一次证实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

艺术制度的参与者

谭盾是SONY唱片公司专属艺术家，他的乐谱由美国G.Schirmer出版公司出版，其指挥及演出活动由美国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DAMI）代理。

相对于那些标新立异的现代艺术家，谭表现出中国人的理性和圆融，他从来不尝试去挑战既有的国际艺术运营体系。他是全球艺术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他热情而小心翼翼地和全球最重要的艺术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用文化香水去吸引他们，进而获得市场。

许多华人艺术家对这种商业化的艺术生产不屑一顾，最终只能导致受众对他的艺术一无所知。

陈丹青在回忆1982年刚到美国时的情景时说：“我觉得很失落，猛然发现我什么都不是，整个中国都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艺在西方根本没有位置，人家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文学，还有绘画。”4年后，谭盾到美国时，西方人对中国音乐的了解，仍然仅限于《梁祝》或者《茉莉花》。

谭盾浑身的中国香水吸引了西方众多的艺术机构，林肯中心闻到了，卡内基音乐厅闻到了，诺贝尔奖的评审委员会也闻到了。从1986年出国开始，谭盾几乎和西方最著名的音乐机构都有合作，指挥了全球十大著名乐团。

与世界十大乐团合作几乎是每个音乐家的梦想。无数音乐家希望捕捉机会，能接近世界上十大乐团，接近世界上最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但这实在太难。同时，这些艺术机构也在寻找新鲜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和作曲家。

“实际上所有的乐坛、所有的文化机构，从‘诺贝尔音乐会’到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他们就像几十条狗一样，也在寻找香味的来源。我身上就有这种香味，因为它是孔子、庄子、老子赋予给我的。”谭盾说。

谭盾希望全世界的文化机构，跟着他的思想来了解中国，让全世界感受中国文化中的天地人。

寻找中国香水的新意义

就我们普通人的耳朵而言，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的声音，与西安和洛阳郊区农民的仿古青铜器编钟奏出的声音有何不同？或许有人认为2400年前的洪钟大吕的声音绝对美妙，但事实上，相信如果盲听的话，大多数人未必能分辨出来。

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音乐晚会上，谭盾的作品《天·地·人》上演，其中有专门从湖北博物馆录制的曾侯乙编钟的声音，成为一段佳话。2008年，这古老而美妙的声音被用于奥运颁奖音乐，显得庄严而华美。

关于编钟声音的故事不断地被细节化，并且被媒体广为传播。显然，相对于难以用语言来描摹的声音，故事的传播更为便捷。在这些故事里，声音和音乐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古老的编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声音再次响起。

21世纪是个意义匮乏的世纪，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不断寻找和赋予意义。由于现代社会取消了永恒的本质，一切偶发的事件自身就具有意义。这一点上，谭盾所作的所有创新，本质上是给声音赋予意义，让听众在意义的范畴去自由思考，由听众在这个范畴和维度上完成二次创作。

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复杂到无数现代艺术家穷其毕生精力去探索追寻。谭盾的成功在于，他不断地用中国元素去赋予那些物理学上的振动波以新的意义。

谭盾被视为机遇音乐家约翰·凯奇的追随者，凯奇的著名作品《4分33秒》曾经让观众在音乐厅枯坐4分33秒，引起音乐界巨大争议。谭盾将其发挥到另一极致，创作出有机音乐。在2007年诺贝尔音乐会上，谭盾演出他的《纸乐》，演出中，看似普通的纸张成了最主要的“乐器”，通过摩擦、摇摆、震动、撕碎、拍打、捏弄、挥舞、弹拨、旋转等，不同类型的纸发出各种声响。随后又创作了《陶乐》、《水乐》等作品。

谭盾与媒体和公众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不像某些艺术家特立独行或者漠视公众。尽管有艺术机构的支持，他的作品仍然需要听众用掌声和眼球来买单，在这个意义芜杂、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的掌声何其吝啬。

谭盾从未挑衅和鄙视公众在意义上的困窘或者对于音乐的无知，他谦逊儒雅，慢慢地表达自己关于音乐的思考。他从未将这些想法强加于你，而是用文化香水引领你，从这个向度、路径、出口去思考艺术家所要表达的意义。

按：本来想写一个博客批一下那些拿百姓的税收救市的sb政府，不过ft的编辑还是有水平，千把字把事情说很清楚，直接转了，作者意见完全代表博主意见。

另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2000年到2007年年中，中国金融资产的总值涨幅和房地产的价格涨幅是同步的，但是股市和金融资产大幅缩水之后，房地产价格基本上还是坚挺的。会不会有更深幅度的调整，仍然需要关注的。

杭州市政府推出了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地方挽救楼市政策。根据10月14日出台的政策，外地人在杭州买一套80万元或更贵的住房，不单会附赠一个杭州市的户籍，还可以享受包括商品房契税、印花税在内的种种补贴；而在杭州有楼盘的开发商将获准延期支付土地出让价款六个月，建设项目开工竣工期限放宽一年并缓交各类税费。几乎同时，上海也宣布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

过去半年以来已经有十数个地方政府推出了支撑楼市政策。考虑到土地出让金对地方财政的重要性，未来加入救楼队伍的地方政府还会继续增加。然而，地方政府拯救楼市的种种努力，很难收到扭转大局的功效。

清晰的证据可见于地方政策频出后仍然萎顿的房产销售状况。从今年1到9月的销量来看，中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销售都出现大幅下降。以今年最早推出救楼政策的成都为例，其1-9月的房地产成交量比去年下降了近50%。即便在历来被地产商寄予厚望的十一黄金周期间，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销售状况也没有出现回暖。

对于地方救市难以奏效，一般解释是在中央政府没有出台对整个地产业的扶持政策之前，地方政府的减税补贴等措施作用有限。实际上，地方政府难以托起楼市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无法改变中国地产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全球金融危机深化，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和个人购买力下降，以及地产市场供大于求的趋势日益显著。

全球金融危机深化，使过去致力于投资中国地产业的外资纷纷撤离，资金紧张的国内地产商越来越难于获得来自国外的融资。一个衰退的世界经济将对中国的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恶化对地产的投资和消费信心。对于个人而言，在经历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股市和房市大跌之后，还面临着未来收入下滑的前景。在需求日益缩减的背景下，过去一段时间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的地产投资将加重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对住宅的投资增长达到37%，高于2007年31%的水平；而建成房屋面积增长了26%，同样超出去年同期水平。高华证券估计，按照目前的售房速度，需要用将近两年时间才能消化中国主要城市的现有房屋库存。

其实对于热切的地方政府而言，怎么才算救楼市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这让它们政策效果更加难以评定。如果救市意味着让房价恢复上涨、甚至回到去年巅峰时期的水平，这显然超出了政府的能力。如果救市意味着救济地产商，则是一个相对容易实现的目标。不过即便在贷款、税费方面给予地产商短期融通，仍然不能解决它们销售低迷、库存上升的难题。杭州公布一揽子救房市政策后，10月15日上午杭州地产商绿城中国的股价随即上涨了2.5%。然而到当日收市的时候，绿城中国依然追随中国地产股大势，比前一天下跌了2.5%。

作者：朴抱一

提要：我们对杨佳案的关注，本质上是对真相和程序正义的关注。我们所要求的是以合法的程序来审判杨佳，而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杨佳塑造成一个反抗暴政英雄。因为杨佳的所谓“反抗”，预示着一种破坏性的整体性的社会对抗。

       震惊全国的杨佳刺警案昨日终于在上海市高院二审开庭，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二审采取了公开审理，杨佳案的真相也终于基本大白于天下。更重要的是，庭审当天在法庭外酿成的群体性事件，及其背后的社会思潮，仍然值得每个人深思。

      杨佳在法庭上否认了其生殖器被警方打伤的说法，讲述了其2007年10月5日在上海旅游期间，因拒绝警方检查其身份证发生纠纷，先后两次被警方殴打，衣服被撕扯等。

      公诉人和相关警员的证词否认了殴打杨佳的事实，并认为杨佳缺乏殴打的证据。但是，依靠所有人的良知，杨佳如果没有闸北警员的殴打，杨佳不会两度来沪，并最后实施如此周密和暴力的刺警行动。

      在案发前数月，杨佳一直在努力申诉，其诉求是警方赔偿其200元长途通话费，并书面承认殴打不当。双方在经济赔偿并无争议，争论的核心是警方书面承认殴打的过失，而警方则强调杨佳拒绝配合在先，也因此证明此前闸北警方宣称杨佳在经济赔偿上索要无度不过是一个谎言。

      遗憾的是，法庭并就此进行深入的法庭调查，也为当庭传唤相关证人。当然，从法律角度讲，无论闸北警方一年前对杨佳采取何等不当措施，均不能构成杨佳杀害6名、刺伤5名无辜警员的直接原因。

      现在，杨佳刺警案政治逐步逼近真相，相关的问题只剩下杨佳在刺警案前第二次来沪的原因，具体什么细节使其产生刺警的动机，以及杨佳失踪多日的母亲究竟在哪里。

       在我看来，法庭最后能否确认警方殴打杨佳，并承认殴打的非法性质，成为公众追求程序正义的最后一个重要目标。但是，遗憾的是，这个目标可能落空。杨佳如同象秋菊一样讨个“说法”的结果，仍然是没有说法。

      或许法庭外那些访民会继续杨佳这种诉求，象秋菊一样，为自己所遭受的各种不公，继续“讨个说法”。

       由于杨佳案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媒体，也使得上海许多访民在法院外集中，访民们穿着印有杨佳头像的衣服，同样还印着杨佳的被捕时的名言：“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另外一些“驴友”的旗子则称“刀客不朽”，并宣称为杨佳捐款20万元。

       杨佳的说法是11名无关警员六死五伤，这些中年警员妻子、孩子和父母正在遭受丧亲之痛，生命定格在那梦魇般的几分钟。

       我们无法确定，这些身穿印有杨佳头像服装的访民会不会采取杨佳一样的方式，但是，如此众多的访民集中起来，甚至喊出了“打倒法西斯”，“打倒**党”的口号，其所蕴含的对抗意识就是一个个火药桶。

       这种对抗，这种对抗方式，意味着整个社会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有可能从个人暴力犯罪转向个人恐怖主义，在这种对抗之下，没有人是赢家。

      我们对杨佳案的关注，本质上是对真相和程序正义的关注，我们所要求的是以程序正义来审判杨佳，而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杨佳塑造成一个反抗暴政英雄。因为杨佳的所谓“反抗”，预示着一种破坏性的整体性的社会对抗。 

      本质上讲，杨佳仍然是个暴徒。在程序正义之外，让我们从基本的人道立场，把焦点转移到六死五伤的无辜警察的家庭，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言论，他们经受着怎样的痛苦？他们有何过错，成为杨佳刀下冤魂？

      中国政府的全部逻辑在于，一个“伟大、光明、正确”的政府，怎么会殴打一个合法的公民呢？如果殴打了，那也一定是这个公民的错。这个逻辑已经被无数次使用，从华南虎到瓮安事件，三鹿奶粉到娄烦泥石流灾难，党和政府一定是伟光正的，出了事情丧事当作喜事办，仍然是伟光正的。

      闸北警方为了维护这个“伟光正”的幻象付出了6位警员的生命，上海方面在侦查和一审中为了掩盖警方打人的事实，用一个更大的谎言去掩盖一个小谎言，把一个自身付出巨大代价的袭警案变成全国舆论对自身的质疑，终于把一个刑事案件在高院门口变成了群体事件，其代价何其之大？

       面对法庭外汹涌澎湃的反抗浪潮，避免这种对抗和巨大社会代价筹码仍然在政治家手上。政府所要做的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自己从“伟光正”（伟大、光明、正确）的神坛上走下来，让正义的阳光照射到每个角落。

       如果有人还迷恋“伟光正”的幻象，看看那些身着印着刀客头像的人，套用杨佳的话，你不给人民一个说法，人民就会给你一个说法。

作者：班志远

八月之初，正值北京奥运会造势之际，“毒奶粉”的相关新闻被政府和相关企业压制。甚至，众多中國的传统媒体和主流门户网站还报道三鹿集团——这个当下奶业丑闻的主角——荣获了“30年，改变中國人生活的中國品牌。”

　　人们在那时或许还不能如现在般了解这个传媒体系有多么的腐败。但是，这个由《华夏时报》主办，中央电视台、新浪网、中國中央广播电台等单位协办的“30年，改变中國人生活的中國品牌”评选活动却将这种腐败活生生地展现出来。在这个腐败的体系中，媒体恬不知耻地靠谎言牟利，以至于关系民生的新闻也被系统地压制。

　　八月六日关于三鹿入选“30年，改变中國人生活的中國品牌”的报道作者名叫“苗万福”。他的名字在媒体中时常出现——包括但不仅限于：多家报纸、《人民日报》官方网站（人民网）、天涯论坛、新浪网和一家食品工业门户网站。

　　“苗万福”是何许人？

　　根据《东方早报》和其他媒体的报道，苗万福负责运营三鹿集团的内部公关事务。但是，那些“新闻”的直接读者却永远也猜不到这个事实。就算是署名的新闻，苗也被称为“通讯员苗万福。”

　　在人民网上，苗一举成为这家“黨报”的在编记者。 而在随后那家食品工业门户网站的报道中，此人又成了“通讯员苗万福。” 文章还被注明转载自“人民网。”

　　这种“变色龙”早已在中國媒体中见怪不怪。 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新闻报道中充斥着“有价值”广告客户的宣传软文。

　　在人民网和《河北日报》上， 苗万福是“通讯员。” 而在中宣部主办的《光明日报》2006年六月的一篇报道中， 苗万福报道了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收购三鹿集团股份一事。

　　上周，《南方都市报》发起了中國媒体与“毒牛奶事件”的讨论，而这只是揭开了黑幕的一角。

　　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询证。 比如，为何在《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点名报道之前， 媒体均仅声称“某品牌”奶粉有问题？此外， 在三鹿奶粉安全问题浮出水面之时， 为何这家该为数条人命负责的公司还得到了媒体的大肆吹捧？

　　中國媒体没有能力深入调查这些问题。毕竟，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指丑陋的政府媒体控制、媒体政策的失效以及商业利益的驱动。 中國媒体在“毒奶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又一次提醒我们严格的媒体控制和过度的商业化的结合将是多么有害。

　　三鹿集团的另一位公关经理贾静雪也许是又一个误导中國舆论，为三鹿产品张目的典型人物。即使是事关生死的新闻消息也会因企业利益和为奥运舆论造势而被压制。

　　在七月三十日奥运火炬 —— 中國媒体称之为“圣火” —— 在石家庄市传递时， 三鹿集团贾静雪是第三十六号火炬手，紧随当地文化官员周健。

　　只要用中文简单搜索一下“贾静雪，” 就可以发现她对中文媒体中充斥着的、有关三鹿的一系列虚假报道“贡献”最大。

　　例如，2007年八月《中國食品质量报》发表过一篇新闻报道。《中國食品质量报》是受国务院委托发布食品质量及监管政策法规的“惟一最具权威性的报纸。”

　　这篇题为《三鹿集团推广中草药防止奶牛生病》报道的两位作者署名让人匪夷所思： “《中國食品质量报》报道（贾静雪 记者 石巍).”

　　中國媒体的业内人士会看出：这种奇特的、由“记者”一词分隔的署名方式表明这是一篇直接被发表的企业公关新闻稿。普通读者是不可能了解这一点的。“贾静雪”通过这种方式成了中國食品质量和安全报道“惟一最具权威性的报纸”的新闻报道者。

　　为什么《中國食品质量报》允许这种事发生？因为三鹿集团是一大笔广告费的来源。

　　要想了解这家中國食品质量报道方面“惟一最具权威性的”政府喉舌有多么的拜金，只需访问一下它的网站主页，看看那一大片企业标志就可以了——九合食品、光明乳业和食品、雨润、哇哈哈、双汇，当然，少不了三鹿。

　　就在今年七月，就在贾静雪参加奥运火炬传递几天前，她还为石家庄当地的黨报撰稿。稿件发表于包括新浪网在内的数家重要网站，注明转载于《石家庄日报》，署名为“本报讯， 贾静雪。”

　　九月一日，在毒奶事件被揭露两周前，贾的名字以记者身份出现在官办《河北日报》和《河北经济日报》上。文章题为《三鹿荣获乳业界国家科技进步奖》。 该文同时出现在河北省政府官方网站上。

　　其他有质量问题的消费品企业还在重演着类似的丑恶。这类恶行极大侮辱了信任那些媒体的中國媒体消费者。 这些媒体就像毒牛奶一样毒害着广大人民群众。

　　中國媒体与企业的共谋具有双重的严重性。 它显示出了黨对媒体政策所直接导致的危险趋势 —一 方面，谎言因为狭隘的商业利益而被放大；另一方面，与中國民众息息相关的信息由于被国家新闻审查制度而被压制。

　　毒奶事件已经很清楚的证明，这两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组合。

　　毫无疑问，三鹿毒奶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除非媒体能够被给予足够的自由，进而有能力代表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官员和企业，这种公关策略与隐瞒真相之间可怕而又可悲的对比还会继续下去。

　　想想这种对比研究有多么让人心寒吧。

　　八月十二日，那家食品工业门户网站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软文， 报道了三鹿集团向在奥运会首日出生的“奥运宝宝”赠送奶粉一事。

　　这篇“新闻”的最后一行使用了一连串的惊叹号：

　　“三鹿奶粉为奥运宝宝加油，用高科技、高标准、高质量、高营养的奶粉为中國的未来加油！”

　　韩老五译

　　来源：http://blog.qq.com/qzone/622007994/1222750154.htm

　　作者自传：香港中文大学中國传媒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 1973年生于美国阿里索纳州的图森市。 美国西北大学Medill新闻学院硕士毕业。 他现任香港大学中國传媒研究计划的专职研究员， 曾经为《远东经济评论》， 《华尔街日报》， 《南华早报》等媒体写作。 班志远的双胞胎， 班定远， 是最早到中國经济特区留学的美国中学生， 从1988年9月到1989年6月在广东省的蛇口经济特区育才学校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