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表、抽天价烟的“最牛房管局长”周久耕，在成为“网络红人”半个多月之后，终因社会舆论被免职。

媒体的报导说，周被免职的原因是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并且存在用公款购买高价烟的奢侈消费行为。

相对于其他案件中，地方政府对官员的遮遮掩掩不同，南京市江宁区对周久耕的处理应该是及时和负责的。而且，当地政府也明确说，对于反映的其他问题，在查处之中。我们不可能期待公共舆论的正义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正确面对公共舆论的做法，值得赞许。

周久耕关于房地产低于成本销售的怪论出来之后，已经陷入舆论的漩涡。尽管周关于维持房价也是为百姓利益，但却没有相应的法源支撑，其本质仍然是房地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已。

在周久耕的事件中，一位更叫郭先鹏的市民的勇气也值得钦敬,郭先鹏以实名向江宁区区长举报周久耕，从而使事件从网络的义愤进入法律轨道。

对于我们所要追求的社会正义，一个成熟理性的公民群体，一个正确面对公共舆论的基层政府，都是必不可少的。

哈维尔：中國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援

莫之许 @ 2008-12-20 23:53 阅读(5579) 评论(42) 推荐(8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零八宪章》面对国家之怒

19年前的场景
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发布了《七七宪章》，我有幸为其中一员。那份文件是我们呼吁国家更好地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阐明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作为公民，有一定责任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起，通过我们的警觉，致力于确保基本权利。
随着发布《七七宪章》，我们想要创造的并非一个会员制组织，而是如我那时所写的——“一个非正式的自由开放社会，由不同信念、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们根据意愿结合，通过个人和集体，致力于在我们自己国家以及全世界尊重公民权利和人权。
三十多年后， 2008年12月，一群中国公民将我们的微薄努力作为他们榜样，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人权、良政、尊重公民监督其政府的义务，以确保其国家按现代开放社会的规则行事。
他们所发布的文件予人印象深刻。零八宪章的作者们呼吁：保障基本权利，增加司法独立，立法民主。但他们并不到此为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意味着不止是保障基本权利。为此，《零八宪章》签署者们还明智地呼吁：更好保护环境，缩小城乡差距，更佳社会保障，并认真致力于调解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人权侵犯。
首批签署者超过三百人，来自全中国的社会各阶层，证明将广泛的呼吁意见融于了《零八宪章》。签署者有中国法律、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和文化的顶尖灵魂人物。他们决定签署这样一个文件，肯定不是轻而易举，因此他们的话不应那么坦然地被置之不理。自《零八宪章》发布以来，已有超过五千男人和妇女加入签署。
2008年的中国并非197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许多方面，今天的中国比30年前我的国家更自由和更开放。然而，中国当局对《零八宪章》的反应，在许多方面相似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七七宪章》的反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没有响应我们提出的对话和辩论接触，而是选择了镇压，逮捕了一些签署者，传讯和骚扰其他人，并且散布有关我们运动和目标的谣言。
中国政府也同样拒绝邀请，不与《零八宪章》签署者们讨论其建议的可取之处。相反，它拘留了刘晓波和张祖桦两位签署者，认定他俩为发起的主角。张先生已被释放，但著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刘先生仍被无控罪关押禁见。
数十位其他签署者被传讯，而在为其被监禁的同仁打电话和写电子邮件时遭国安人员监视者不计其数。《七七宪章》发表后不久，我就被“危害共和国基本原则重罪” 委员会逮捕。人们担心，刘先生将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种类似的任意罗织罪名。
我对这一系列事态发展感到悲伤，我想到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她还没有机会与她的丈夫说话。中国政府应该好好接受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那就是：恐吓、宣传和镇压，无法取代理性对话。惟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表明北京接受了这一教训。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于布拉格
哈维尔先生是捷克共和国前总统
原载2008年12月19日《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张裕译）
China's Human-Rights Activists Need Support
The signatories of Charter 08 face the wrath of the st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9, 2008
By VACLAV HAVEL
Prague
In January 1977, a group of Czechoslovak citizens, of which I was privileged to be one, released Charter 77. That document was our call for the better protection of basic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by the state. It was also the articulation of our belief that, as citizens, we had a certain responsibility to work with the Czechoslovak government to ensure through our vigilance that basic rights would be protected.
With the release of Charter 77, we wanted to create not a membership organization, but instead, as I wrote then, "a free, informal open community of people of different convictions, different faiths, and different professions united by the will to strive,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for the respect of civic and human rights in our own country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later, in December 2008, a group of Chinese citizens has taken our modest effort as their model. They have made a similar call -- for human rights, good governance and respect f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itizens to keep watch over their government -- to ensure that their state plays by the rules of a modern open society.
The document they have issued is an impressive one. In it, the authors of Charter 08 call for protection of basic rights, increased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legislative democracy. But they do not stop ther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we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a free and open society means more than the protection of basic rights. To that end, the signatories of Charter 08 also wisely call for bet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bridging of the rural-urban divide, better provision of social security, and a serious effort to reconcile with human-rights abuses committed in decades past.
The original signatories, who number more than 300, com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from across China -- a testament to the broad appeal of the ideas put forward in Charter 08. Among the signatories are China's top minds from law,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the arts and culture. Their decision to sign onto such a document was surely not taken lightly, and their words should not be so brusquely brushed aside. Since the Charter was released, more than 5,000 men and women have added their names to it.
China in 2008 is not Czechoslovakia in 1977. In many ways, China today is freer and more open than my own country of 30 years ago. And yet, the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harter 08 in many ways parallels the Czechoslovak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Charter 77.
Rather than respond to our offer of engagement with dialogue and debate, the Czechoslovak government instead chose repression. It arrested some of the signatories, interrogated and harassed others, and spread disinformation about our movement and its aims.
So too h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lined the invitation to discuss with the signatories of Charter 08 the merits of their proposal. Instead, it has detained two signatories, Liu Xiaobo and Zhang Zuhua, both of whom the government has identified as lead actors in its creation. Mr. Zhang has been released, but Mr. Liu, a prominent writer and intellectual, is still being held incommunicado without charge.
Dozens of others have been interrogated, and an unknowable number are being watched by state security agents as they make phone calls and type email messages on behalf of their jailed comrades. Soon after Charter 77 was issued, I was arrested for the commission of "serious crimes agains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Republic." It is feared that Mr. Liu will be charged with "incitement to subvert state power," a similarly arbitrary crime.
I am saddened by this turn of events, and my thoughts are with Liu Xiaobo's wife, Liu Xia, who has yet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with her husb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learn well the lesson of the Charter 77 movement: that intimidation, propaganda campaigns, and repression are no substitute for reasoned dialogue. Only the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Liu Xiaobo will demonstrate that, for Beijing, that lesson has been learned.
Mr. Havel i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各位朋友：

      我很冒昧地向您推荐和分享我的朋友莫之许先生的这篇文章，我知道

把政治性文章径直推送给您或许并不恰当，但是我期望您在了解事实之后，

理解我的悲愤和哀伤。

        我的朋友胡佳先生被囚禁在家中2年之后，被北京以“颠覆国家政权”

的罪名判刑入狱三年。也就是在今天，欧洲议会正式授予胡佳先生“萨哈罗

夫思想自由奖”，以表彰他在中国环境保护、艾滋病干预和人权领域的贡献。

       胡先生是我在中国所见极少有的正直纯洁善良的男士之一，6年前的平

安夜，作为记者，我随和胡先生曾经一起运送了捐赠物资到中国艾滋病流行

最严重的河南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在此之前的两年，我还曾经报导胡先

生试图阻止南京市政府在国父中山先生陵寝附近的砍伐行动。

       胡佳曾经把注意力放在藏羚羊和环境保护，2001年之后他发现河南的

艾滋病比藏羚羊和环境保护更为重要，进而从事为公布艾滋病灾难真相，救

助携带者和艾滋病孤儿的非政府组织。把这一场人为的人道主义灾难的细节

公诸于世并不断呼吁需要巨大的勇气，胡先生遇到了不间断秘密逮捕以及公

开的限制自由。

      在被限制自由期间，在继续保持对艾滋病问题关注的同时，胡佳以互联

网为工具，开始关注中国的维权事业。重要的事件包括山东的陈光成案和北

京的高+智晟案，他积极的协助他们的家属应讯和辩护。

我一直以为，胡佳先生所从事的维权行动，是把中国的人权事业从抽象

的人权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权利的巨大进步，他们以法律和互联网为途径，促

进中国社会的改良和进步。

      这些做法显然为当局不容，所以在北京奥运之前，胡佳先生被当局以颠

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判刑，当时他们的孩子才刚刚出生3个月。

      过去七年，我和胡佳夫妇保持了不间断的联系，也见证他们为这个民族

所承受和正在承受的痛楚和灾难。现在，那个不足一岁的孩子也在因父亲所

从事的工作而无法见到父亲。

       在我们庆祝圣诞和新年来临的时候，是否有人会想到，有一对瘦弱夫妻

——身患肝硬化的丈夫，不断咳嗽的妻子，以及出生三个月就不曾见过父亲

的女儿，已经他们夫妇四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为这个民族负重？

        萨哈罗夫奖是欧洲最高的人权奖项，但这丝毫不能减轻我对胡佳一家的

担忧，亦不能平静我内心的悲愤。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事实和真相推送给

您。

        对我们新闻人而言，真相即真理。

        此致

祝好

                             您诚挚的朴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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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金燕致谢辞

曾金燕就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的致谢辞

尊敬的欧洲议会议员，各位关注和努力推进人权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

非常感谢欧洲议会把2008年的"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颁发给我的丈夫胡佳。由于目前胡佳仍然被关押在监狱，我们的通信受到审查，我们见面时隔着玻璃的通话也被监听，胡佳和我没有机会直接讨论他获奖一事。2008年11月21日我去北京市监狱访问他时，我们分别事先受到警察的警告：不能谈论萨哈洛夫奖一事，否则隔着玻璃通过电话的交谈会被立即切断。

欧洲议会现场

在曾金燕的讲话录像播出后，全场静默，很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眼中涌出了泪水。主席波特林说，欧洲议会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关系，欧洲需要中国，中国需要欧洲。在人权问题上，欧洲议会愿意做中国民众的朋友，决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他把胡佳和曾金燕的情况，与当年萨哈罗夫夫妇为自由真相发声的勇气相对比，把曾金燕借录像传递信息称作又一个“无私的行动”。萨哈罗夫的遗孀爱琳娜-伯纳声音哽咽着赞扬了曾金燕的勇气。

最后全体议员和与会者全部起立，鼓掌一分多钟，表达对胡佳全家和人权事业的支持。

不过，国保警察在我与胡佳见面前，把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一事告诉他，力图说服他放弃萨哈洛夫奖，并为胡佳与他的父母安排了一次单独见面，要求胡佳的父母就此做胡佳的劝服工作，此外还要求家属发表公开信，承认胡佳是罪犯不配得奖。我分别从国保警察和胡佳的父母处了解到，胡佳得知他获得2008年度的"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时，说了下列的话："国保警察是不是给了你们很多的压力？……我的人权工作做得还不够多，也许他们（欧洲议会）考虑了我在环保领域和艾滋病领域的努力……这个奖项对中国非常重要，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证明我是正确的……"他也在见面时隐晦地对我说："相信我，（无论怎样的重压），我（的信念）都不会改变。"

胡佳入狱将近一周年，我的护照被没收不能参加欧洲议会此次颁奖典礼和20周年聚会，实在遗憾。替胡佳写这份致谢辞，既让我感到不幸，又让我感到荣幸。中国如今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代，但是我们许多同胞，和我的丈夫胡佳一样，依旧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被打压乃至囚禁监牢，这是我们当下的悲哀与痛苦。幸运的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一直没有忘记我们，我收到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成百上千的明信片、问候卡、电邮。欧洲议会也以把2008年度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颁给胡佳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与支持，表达了对中国维权人士的努力和奋斗的肯定。

我认为，这个奖项是颁发给中国所有的维权者以及他们遭受磨难的家人的。不管政治环境多么恶劣，在中国，始终有一批良心之士，孜孜不倦地追求司法公正、社会正义。在漫长和艰难的维权道路上，这些维权者和他们的家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被压制、被孤立、被解雇、子女被迫失学或失业，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殴打、被构陷入狱、甚至被驱逐出境……他们当中，有记者、有作家、有律师、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有普通企业职工、有许许多多的农民和小商贩。中国庞大的上访者群体，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为此，我遵从胡佳以前对我表述的意愿，他曾经多次希望成立维权者家属支持网络，在目前无法做更多工作的情况下，我决定将胡佳的5万欧元奖金捐出作为启动资金，成立支持维权者家属的基金会，致力于缓解维权者家属们所承受的苦难。相互支持，共度难关。

胡佳被判刑入狱时，曾经有媒体的朋友问我：胡佳究竟做了什么，导致他被判刑入狱？我思索了片刻，回答道：如果说他真的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他坚持说了真话。是的，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前辈，在环保、艾滋病、维权领域和六四伤残者、难属救助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做了非凡的工作，使得一大批弱势群体受益。胡佳不是圣徒，他只是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又关切的心，把他所见所闻如实地说出来，并且忘我地无畏地投入到需要他的每一份工作中。2001年，当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忌话题的时候，当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的时候，冒着被警察追捕的风险，他送寒衣到艾滋病农村地区，探望绝望中的病痛者，推动救助和治疗工作。并对外界如实地说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经历的苦难，说出大量的农民因1980、1990年代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实，说出当年公共卫生政策失误的背景。随着社会工作的深入和工作对象的拓展，他接触到更多的严酷现实，胡佳不能坐视社会不公，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呼吁，推动公众关注。乃至2004年起，他越来越长时间地被绑架失踪或软禁在家。失去自由的胡佳，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及时地大声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每一个真相。

在一个谎言帝国里，及时地、大声地说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担当难以意料的压力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真话越是稀缺，说真话越是重要。不说出真相，我们失去了纯净的血液，艾滋病、肝炎、SARS等传染病继续在不透明的状况下夺取国人的生命；我们失去了干净的土地和水源，国营的、私营的、跨国公司的企业工厂继续污染人类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失去了孩子，三聚氰胺牛奶鸡蛋等有毒食品继续伤害人们的身体，使下一代更加孱弱；我们失去了父母，他们要么年老体衰继续被关押在劳改营，要么被改了名字被关押到精神病医院；我们失去了家园，豆腐渣工程遍地起高楼，小天灾大人祸，大天灾惨绝人寰；我们失去了信仰，奴役同类以生存、以获利，无数"黑工人"依旧失踪；我们失去了幸福，司法不公、社会不义，龙的传人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惶恐不安、悲愤痛苦无助之中。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和谐""安定"的生活？

我们需要并且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胡佳维权，是发乎他的天性。生而为人，天赋权利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维权，是维护人类尊严，抛弃一切对人的奴役、酷刑、有辱人格的残忍待遇、恐惧和匮乏。维权，从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开始，自由地思想，免于恐惧地表达自我。尽管屡屡遭受压制打击，胡佳也不畏惧；虽然身处监狱，历经磨难，胡佳对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们在监狱见面时，胡佳曾经说：我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我不希望任何人再因为说出自己的观点而失去自由。

但现实仍然不容乐见，胡佳入狱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曾宏玲、陈道军、黄琦等人同样是因为发表言论被关押、判刑。我们迫切地渴望中国能早日回归到正常社会，成为民主、法治、自由的家园，以积极、和平、负责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视野中。这个目标并不遥远，但需要所有的人，无论身居国内还是海外，都诚实地说出真相，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去思考、解决问题；需要大家都积极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而推动整个维权运动和法治进程，才能够人人享有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便能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家园。

我代表我的丈夫胡佳，再一次向欧洲议会表示感谢。向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历届获奖者，向推动人权、改进人权的勇者致敬！

胡佳之妻：曾金燕

2008年11月22日

（以上为文字版的致谢辞，以下为视频版讲话的字幕）

视频地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4Ot08p8feTg

Dear friends, Hello,

I am Hu Jia's wife, Zeng Jinyan. Hu Jia is currently in prison and so is unable to come to the ceremony to receive his Sakharov Prize.

I don't have a passport so I cannot come to Europe either to attend the ceremony for the Sakharov Prize's 20th anniversary. We are deeply sorry about this.

The good news is that Hu Jia was transferred on 10 October 2008 from Chaobai prison in Tianjin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and that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he is being held have improved. As for his health, he is looking a little better. He seems to be in slightly better shape than he was in Chaobai prison.

However, he had two blood tests in the space of a month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e results were. Although we asked for them,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have not been given to the family. This behaviour worries us. It makes us fear that his cirrhosis has got worse.

I visited Hu Jia in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on 21 November 2008. Before our meeting, we were both warned separately by the prison authorities that we were forbidden to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d been awarded the Sakharov Prize.

So, during my visit, neither of us was able to talk about the prize. We weren't able to discuss it by letter either, as all our correspondence is inspected. Even if all we do is express a view about social phenomena or if Hu Jia talks about the prison, when the prison authorities are not happy with it, our letters are confiscated or Hu Jia's letters are returned to him. We very much hope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more normally, but for the time being it is very hard.

At the end of October 2008 or beginning of November, I am not exactly sure which, State Security police officers told Hu Jia he had won the Sakharov Prize.

And when I saw him on 21 November, I could sense that he was very happy about it. I know that Hu Jia spoke to his mother and to the policemen about it. These are more or less his words:

"Perhap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as thinking of the work I did in the area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what I did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was very far from sufficient and I will need to redouble my efforts."

He also said this Sakharov Prize wa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and he was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would prove him right. Obviously, from my personal viewpoint, I hope he comes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Hu Jia said one day that he hoped to be China's last prisoner of conscience but the reality is very different. Since the day of his trial, on 3 April, there have been others such as Huang Qi, Zeng Honglin and Chen Daojun who have been arrested by the authorities because their expressed their views publicly.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tried and given prison sentences.

This shows that the situation of freedom of opinion is still absolutely appalling and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for optimism.

But even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now a great many exceptional people and people of goodwill in Chinese society who are going to great lengths to find ways to make the real situation in China known, and to express deeply-felt views, and the Internet is providing them with a very interesting platform. But unfortunately there is sometimes a very high price to be paid for this.

If the truth be told, sometimes one's courage is not enough. Sometimes the price to be paid is very, very high. There have been cases in which, after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riters and others have used their freedom of thought, their relatives have also be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have lost their jobs or have been put under house arrest. And more serious still, some have even been tried and convicted.

Hu Jia had himself been illegally kidnapped several times by the police since 2004, without any form of legal procedure. He was constantly followed and in the end he was given a prison sentence. And I, who am his wife, I am oft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05:49

Others a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such as Chen Guangchen and his wife, Guo Feixiong and his wife, and even their child, who has been denied his right to education. Thanks to many appeals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Guo Feixiong's children were later able to go back to school although in circumstances that are not very satisfactory.

For all these reasons, I would like to respect the desire that Hu Jia has expressed on many occasions. He has often said he would like to set up a support network to help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To provide moral support for the families, to ease their mental and life pressure to which they are subjected. So that they can be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pressure of the authorities in a more active and optimistic manner, and to discourage cruel revenge-taking on families.

I cannot at the moment do very much but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50,000 euros of Hu Jia's Sakharov Prize as start-up money, to establish a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to finally realise what Hu Jia had always wanted.

Why is the human rights work done by Hu Jia so difficult?

I think this is mainly because China's legal system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 are laws, there are all sorts of articles and regulations, some are well written, but they are not applied.

In reality, the situ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disastrous. The judicial system has no independence. Until 2004, Hu Jia devoted most of his activity to the problem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He spent a lot of the time in the field, on campaigns, where people needed him to take concrete action.

Then, from 2004 onwards, the police regularly denied him his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he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participate in human rights movements from his home, writing articles and publishing reports from the field.

I think that during all these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interesting thing he did was to have constantly persisted in saying the truth. He never stopped writing about the phenomena he observed. He never stopped describing, one by one, all the realities that the Chinese media cannot say. He never stopped publishing all this on websites so that the public could learn about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understand it.

In my view, this has been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If you look at China now, you see everyone talking, but lying is very widespread. Nonetheless, there are people who continue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ecause the school textbooks our children study, our newspapers and broadcast media, our libraries and all these documents and files, they all resemble what you find in the novel 1984. They are written in another language to describe a fictitious reality.

What is the real situation, the real China? We do not know.

That is why there is a group of thinking people, like Hu Jia, in China who have never abandoned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ut Hu Jia has paid a very heavy price.

Our child is now just one year old. This is a key period in her life but Hu Jia is not able to be at her sid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talk about this, but I think…

And then Hu Jia has also always been very optimistic. He said he thought China was experiencing the most open period of its history, that you ha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freer and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in China.

We can indeed see this in our daily lif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still has very tight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nd over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erhaps even tighter control with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But on the other hand, civil society also uses the new technology and the platform that the Internet provides to a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judicial system and a more just society, and to investigate and expose the real China.

And to carry out citizen education, to educate citizens about human rights. It is a real hop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ants it or not, and whether leading figures inside or outside China recognise it or not, China is moving at great speed towards an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y.

I would finally like to say that, whatever happens, we must maintain an active and optimist attitude and pursue ou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o promote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China.

We are full of hope of soon being able to hail the arrival of an open China. We are full of energy for China to become a country at pea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European Parliament friend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rom the outset taken an interest in Hu Jia's case and has deployed considerable efforts on behalf of freedom for Hu Jia and other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efforts that demand respect.

It has also never stopped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 for freedom to become a reality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ose friends who I have never seen. If you had not supported us for so long, if you had not taken an interest in our fate, if you had not constantly encouraged us, I think we would never have found the courage to confront such a difficult social reality.

It helps us to keep hope and to continue our efforts.

I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e efforts you have undertaken for Hu Jia, for me and for our family.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s on behalf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you contribution to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societ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goodbye.

萨哈洛夫奖颁奖典礼上的视屏

Posted: 17 Dec 2008 05:24 AM PST

Sakharov Prize Award 08 - Hu Jia - Message from Zeng Ji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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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對改革開放的個人回顧
李銳口述，王建勳整理（原载于《炎黄春秋》）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回顧往事，自然離不開鄧小平、陳雲、胡耀邦和趙紫陽四個人的作為，因為改革開放的成敗是同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其中關鍵人物是鄧小平。
　　鄧小平在歷史上是被毛澤東同志器重的。早在上世紀30年代的江西，鄧小平就因追隨毛澤東而挨過整，被撤職。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不斷上升和穩固，鄧小平在戰爭年代就更受到重用。1949年後，毛澤東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鄧小平是積極的。但在經濟建設等方面，他基本站在劉少奇、周恩來一邊。文革伊始，“打倒劉鄧”。毛澤東對劉少奇是一定要打倒的；而對鄧小平則是打而不倒，並不同意開除他的黨籍。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又起用了鄧小平。一年後，由於鄧小平反對“四人幫”反對“文革”，再次被打倒。
　　1978年，沖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先鋒人物是胡耀邦、趙紫陽等人。耀邦首先幹了兩件大事：一是批“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二是平反冤假錯案。這就把毛澤東的文革，並把他的歷次整人的政治運動基本否定，毛澤東晚年織就的意識形態網路也被撕開了一條縫兒。那時，批“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陳雲是贊成的，鄧小平堅決站在胡耀邦一邊。1980年，鄧小平接受了李維漢關於要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見，發表了《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名長文。可惜剛起步，又被胡喬木利用波蘭發生的團結工會事件腰斬。這是很令人遺憾的。
　　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有時候有些“談不攏”。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是堅定的，如成立“特區”等等，這是壯舉；而陳雲仍堅持“鳥籠經濟”。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被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制，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沒有完全跳出舊框框。1989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是陳雲談學習哲學問題的，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1987年以後的談話。陳雲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
　　鄧小平多年領導過胡耀邦，也早就熟知趙紫陽和萬里，啟用他們三人是完全正確的。上世紀80年代中，對這“三駕馬車”，鄧小平都是大力支持的，給予積極肯定。
　　除開一些小事外，胡、趙二人合作得是好的，都贊成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全面改革。但鄧、陳兩位老人對全面改革卻有不盡一致的看法。又有幾個人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間穿梭，經常送材料；他們看不起胡耀邦，對趙紫陽也有意見。如1983年，陳雲要批胡耀邦，就是這幾個人從中興風作浪，後被鄧小平制止了。以後這幾個人又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後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前者只搞了28天，被胡、趙聯手制止。
　　1989年風波，中顧委的四個人——杜潤生、李昌、於光遠和我贊同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處理學運。後來批鬥了我們幾個月，準備開除我們的黨籍，是陳雲把我們四個人保下來了。陳雲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1992年春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挽救了我國改革開放可能夭折的危機局面。現在，鄧、陳兩位老人已不在了，“左王”的干擾也不存在了，這是一種便於與世界同步前進的形勢。第二個“歷史決議”，對中共建國後的歷史經驗教訓，包括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做過總結。現在改革開放30年了，我們總的說，取得極大成功，但也有教訓需要總結。鄧小平同志功績赫赫，但他也不是神，不可能句句正確，事事正確，所以，我建議也做一個歷史問題決議。這樣，我黨我國進一步全面改革開放的路就更好走了。
　　經過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但代價也大，單位能耗和對資源、環境的破壞也居世界前列。更可怕的是貪污、腐敗愈演愈烈，且呈難以遏制的勢頭，大大小小的腐敗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結，如此下去，會使中國共產黨淪為一個利益集團，構成新興的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近幾年來，黨中央領導陸續提出了“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物質、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正確的治國方針，這些善良的願望明顯優於30年前的“四個堅持”，但要真正落實，前提是不能再走專制的老路了，必須按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規律，即民主、法治、憲政來治國理民。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老大難的問題了，不能再猶豫不決了。
　　政治體制改革千頭萬緒，我建議首先從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和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個人收入、家庭財產申報、公示入手。為了早一天啟動20年前黨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以法治國，實施憲政。我曾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開時，連續三次上書中央，敦促開啟這一戰略舉措。現借此文，再次呼籲，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的合法性計，為中共的興旺發達計，為國家、民族和天下蒼生計，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周折几次，终于把在《零+八+宪+章》的签名发出去了。

这个文本，或许中国在过去20年最大的民间共识，温和而理性，却代表中国最根本的道路。鄙人极度认同，在向宪章执笔的诸贤致敬之余，签下卑微的名姓，以表达我作为民族一份子的支持。

Z从澳洲说可能会有国保的朋友来请喝茶，喝茶就喝吧。

国事已然如此，年近百岁的季羡林先生可以被人欺瞒偷盗、父子十三年不得相见，不断有同仁因为报道腐败案件被捕入狱。几个胥吏的恐吓，又何足挂齿？

S君说，我的使命不是用来签名的。我自难以苟同，我不知道S君肩负着怎样的使命，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亦不得强求。

我只记得三鹿奶粉案件爆发前，一位妇人在我面前是何等鄙薄媒体，鄙薄那些同仁为新闻自由奋力拼搏而又几近徒劳的努力。很不幸，她的孩子饮用的还是三鹿。一个布尔乔亚的梦幻般的幸福生活的图景，在威权之下支离破碎。覆巢之下，可有完卵？威权之下，有幸福的国民么？

我把MSN的签名改为：向宪章诸贤致敬，呼吁更多公民连署。

我无意强迫或蛊惑任何人，只认为，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国民，面对过去20年中华民族筚路蓝缕所累积的这些共识和普遍价值，你应该看一看，想一想。

签名固然无关责任，思索却将开启责任的旅程。

链接：零八宪章（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08宪章

讲述：周气槐，作者：周寓

1978年12月18日，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我所在的川南某市近郊红旗公社桂花大队5生产队放假十天，公社干部下来集中开会传达会议精神。

那一年，我30岁，是一个农村小木匠，三个孩子的父亲。

木匠手艺是爹妈从小就逼我拜师学艺学来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技艺藏生”，一辈子不挨饿。靠着这门手艺，我很快就成家立业了。结婚後生了三个女孩，大的10岁，最小的2岁。按照计划生育政策，超生是要罚款的。但我没有钱缴纳罚款。当时，我还是超支户，欠生产队200个工分。每个工分价值8分钱。

小女儿因为不能上户口，所以也没有名字，我随便给她取了一个外号：“黑三”。一来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很黑；二来，她还是一个“黑人黑户”。直到七岁上学，我缴清了罚款，公社才让她上了户口，取名周华。现在，周华已经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了，我们仍开玩笑叫她“黑三”。

我的三个孩子分别取名梅、燕、华。寓意冬天的梅花，春天的燕子，秋天的果实。这样看来，我还是有点文化的，是我逃荒的父母靠讨饭也要送我上学的缘故。读了三年“鸡婆窝”（私塾），认得两千多字。因为贫病交加，我上面5个哥姐都夭折了。

前30年，农村折腾得厉害，家家户户都一贫如洗。靠工分收入养活三个孩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偷偷跑出去帮人家做木工活，或者帮忙修补一下房屋、家具什麽的，自己混了口饱饭吃，也为全家省了一份口粮。那个时候，我们是蔬菜队，国家每月定额分配粮食，每人28斤，凭票购买，购买的钱自己掏。大米0.142元/斤，这个价格保持了好几年不变。虽然没有钱，但至少没有饿肚子了。

我结婚後就从父母那里分得了一间20平米的房子和一个厨房。这是一所地主留下来的砖木结构的瓦房。当时农村普遍还是茅草房（一种用谷草搭建的棚子）的农舍，相比下这已经是一座很好的房子了。

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善良俭朴的地主，有文化，有教养。早些年，父母逃荒到这里，是这家江姓地主收留了他们，租了他家的地耕种，从此就在这里安家活命了。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飞机轰炸，整个山头都被炸平了，而江家大院毫发未伤，几百间上好的砖木房子，雕梁画栋，错落有致。後来成为当地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一道风景了。因为战事和运动，江家人还是在飞机的轰炸中，携儿带女，举家逃亡去了。

而江家地主留下的这所大院子，供200户贫下中农居住了四十多年，于1991年被拆除。

也正是看起了这所房子，我的老婆在媒人介绍进门的当天，就死活不肯走了。她是来自荣县李子村的农民，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她们生产队饿死了200多口人，她家死了四口。父亲体弱眼瞎最早饿死，大哥从朝鲜战场转业回来的第二年就饿死了，一个三岁的妹妹饿死了，还有一个饿死的是不到两岁的侄儿——大姐的儿子，据说，侄儿死後，被大姐的婆家人煮着吃了。

我的老婆，一来就看起了我们这儿是吃国家粮食，旱涝保收，像城里人一样，不怕饿肚子；二来土地又是平原大坝的，不种粮食，不受下田载秧打谷那份苦累，再加上我有木匠的手艺，长得也不错。她牵扯着媒婆的手，感恩戴德，就算嫁过来了。第二年就生了大女儿。

由于与市中心近，我们这儿的近郊农村在1978年以後就已经开始富裕起来了。生产队生产的蔬菜是定点供应城市的蔬菜商店，价格由蔬菜店定，收入由生产队按人均分配。

1978年後，土地开始下放。先是生产队开始划自留地，人平三分（0.3亩），按土地贫瘠、平顺与否间隔分摊，先划好後，再抓阄分配，一律按户口人数分配。我家分了四口人的地。

自从分得了自留地，我家的日子开始好转了。大女儿已经能做家务和帮助她母亲种菜了。自留地的菜是已经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大女儿承担了卖菜的主要任务。那个时候，木匠活也可以公开做了，找上门来做家俱的人也多起来，我的工钱已经不是混碗饭或者包吃的条件了，开始按照每天5元或者做一件家具20、30元的价格收取了。

不到两年，土地就包产到户了。我们生产队的土地是在1980年开始全部分给社员的。前後两年，我家分得土地3亩多，包括山地和自己开荒的土地，就已经有4亩左右了。因为黑三没有分到土地，我老婆整日跟生产队长吵闹，然後私自把属于生产队上的草山上开了荒，种上了蔬菜。

城市里的人越来越多了，市场也开始热闹起来了。80年代的中後期，很多人开始进城经商。做木匠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老婆老家的人也借着关系，到我们这附近农村，租了房子，白天出去做木匠和泥工活，收入比种地高了许多。

由于是老化工城，城市里的房子大多是很老旧的房子了，修修修补补的活很多。我看准了这个机会，于1984年，带了20来个徒弟，开始到城里承包小工程，修建房子了。当时对我们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叫包工头，没有歧视的意思。

1986年，我已经在老家院子门口的垃圾场上，修建了一幢两层楼三百平米的砖混结构的楼房。大概花了3万多元。那个时候，农村开始出现万元户。有钱是人人羡慕的事情。

生产队的蔬菜生产在公社干部和农业专家的指点下，加上农民的勤劳苦干，已经在当地出了名。作为全市的蔬菜基地而加大了投入，修建水渠、修建道路、打了井水，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

靠蔬菜种植收入上万元的万元户就有十多家，不到十年时间，全公社已经没有茅草房了。很多都修建起了楼房。

万元户在生产队已经不是稀罕的事情了。省、市、区经常有人来参观学习。生产队的种植能手李火明，一个老实本份的农民，经常是半夜还在地里浇水劳作。在有一年的春节灯会上，因为是全市劳动模范，还得到了赵忠祥的“接见”。

那个时候，生产队的人不管男女老幼，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生活好像会永远这样阳光灿烂下去，好多人家就干脆不让孩子读书，回家种菜，或者是做生意找钱了。

真是瞎子见了钱，眼睛都亮了。我老是觉得这样做有些亏欠孩子们，这样的急功近利的父母，最终让他们的後代吃尽了苦头。这是我这三十年经历中，第一件感到痛心的事情。

1990年，我的大女儿已经高中毕业，经公开招考到乡政府当了一名乡干部，过两年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二女儿随我跑工地做工程，16岁就到交通技术学校学习驾驶，两年後，我帮她买了一辆川路车，跑运输；另外，买了一辆野马轿车，供我跑工地专用，我的二女婿当了我的专职司机。三女儿开始上学了，然後，我花7000元帮她买了一个城市户口。

住着小楼房，开着小轿车，自己当老板，做各种生意的人，在生产队和全公社也是越来越多了。生产队专门跑运输的老宋，买了四台运输车，承包了市里第三建筑公司下属的预制场，他每天指挥着30多个搬运工，来来往往的外地农民成了生产队一道风景。老婆成天乐得合不拢嘴：老天爷保佑，我们农民也能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了。

请人干活，自己当老板的人，在我们红旗乡（80年代後期，公社改乡了）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乡里也办起了砖瓦厂、水泥厂、涂料厂等如雨後春笋般发展起来，生意都特别的红火。大老板越来越多，乡镇企业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称为市里经济的半壁河山，10年後，开始出现农民百万富翁。

1991年，我在陈乡长的劝说下，放弃了自己当包工头的生意，成为了公社建筑公司的经理。为的是想能大干一场，让当地的农民都像我一样靠本事富裕起来。当时信心百倍，豪情万丈，头脑简单，毕竟是文化少了，我的想法被几年过後证明是很幼稚的。钱多了，很多人的本性就变了，最近两年的泡沫经济，都是人心贪婪的结果，我个人这样认为。

当时的企业经理都是聘用制，其实就是乡长说了就算。1991年到1994年三年时间里，我为公司创造纯收入100多万元，固定资产上百万元，这在当时的乡里，是位居首位的造富企业。我因此也常常被评为这样那样的先进。我感觉我的人生很有意义也是在这几年，虽然，比起自己当老板，挣钱并不多。

公司经理也开始成为人人垂涎的位子。乡长、书记们三番五次到企业以拉赞助、发展经济、创建新项目等为借口，开始谋取私利。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拿去几十万元。按照他们的说法，经理就是放牛的，牛是他们的。

看见少数人越来越膨胀的贪心，我感到了害怕，这毕竟是集体企业，出现亏空挪用贪污是要犯法的。而且，他们借口创办木质地板厂到成都、雅安等地参观，一次费用就用去4万元，我看了都心疼。更可怕的，回来後，他们请了一个所谓的专家，开口就要在公司里借款50万元，而此前这个所谓专家—一个自称工程师的老头，一个劳教释放人员，已经在公社办的汽车修理厂里亏损了100多万元。

我开始怀疑这集体企业，究竟是谁的企业，这样下去，迟早要搞垮。我感到不对头，自己辛苦经营，为集体挣的钱，可能就要被他们私吞掉。而自己却要冒着坐牢的风险。

我开始保管好每一笔钱，做好了帐外帐，以防万一。而在我接手这个公司的前任经理，因为贪污公款，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现在还关在监狱里。

终于，乡长发怒了。钱是没有在我的手上划走，但是，我的经理职务却被取消。

後来，我的一名副经理接手了公司。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公司所有的机械设备连同厂房都被卖掉了。过了几年，公司以资不抵债，连同公司所有的12亩土地，以股份公司的名义卖给了他本人和几名股东。这些人在新城市开发建设中，借助手中的土地，一夜之间，成为城市里的富豪。而整个乡2万多农民，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土地和房子，彻底沦为无产者。他们的富裕成为农民心头永远的痛。

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资本的原罪。

当然，木地板厂没有投产就倒闭了。最後，那个工程师也失踪了，投资的钱，全部成了死帐。和之前倒闭的其他化工厂和汽车修理厂等等，这些厂子，经历了20年左右的风风雨雨，就如农民种下的果木，在推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

创家立业的是一大批人，享受财富的是一小部分人。当农民意识到自己受到欺骗和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为创建和谐社会，所有农转非人员都纳入城市低保，领取每月人平165元的低保，当时，市里的最低工资是450元。

我在被农转非後的最初几年里，还到处包工程做。可是，要不是包不到工程，就是被拖入三角债务中，差点连老本都赔进去了。

我感觉，我的生活从1978年缓慢上升20年後，达到顶峰。至到1998年，我的人生发生了又一次转折，这次开始直线下降，最後跌入低谷。找钱的机会对我来说是更加困难了，建筑行业几乎充斥了一切都有可能的腐败和潜规则，是胆子大又有关系的人的天下。我们这些靠劳动力老实人挣老实钱的机会，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三十年中，还有一个让人心疼的事情就是房屋拆迁。在我们乡里，经过20年的积累，农民已经很富有了，大多数都建起了属于自己集体产权的楼房，很多人靠出租房屋收入过着不劳而活的日子。可是，自1991开始开发区建设以来，这个红旗乡在20年後彻底变为了一座新城市。

拆迁是按照开发区制定的政策执行的。大致就是，不管房屋好坏，一律按照有产权证人每人20平米的面积安置，价格补差。这个政策一定15年不变至现在。

就是这个安置政策，几乎吃掉了这些农民这些年来所有的积蓄。比如：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政府拆除补偿是200元/平米，而要买政府统一修建的安置房子价格是800元/平米，农民实际还要花600元/平米购买那些没有质量保证、水电气安装费还有自己出的安置房。当时，商品房的价格也就在600—800元之间。

这些房子的质量，让我这个搞了二十多年建筑的外行，看了都心虚。

1993年，我自己建筑的房子被强行拆迁，不但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而且在我的心理打下很深的伤痛。当时，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开始连续几年甚至长达十年以上的上访，结果都是徒劳无功，劳命伤财的事情。

那几年，看见那麽多以前靠老实劳动挣钱的人变成穷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种菜能手老李，去扫大街时，被车碾死了；老宋的运输队解散了，因为欠债，他的妻儿把他撵出了家门。

还是我的老伴开导我：死脑筋的老头子，你怎麽就忘记了江家一大家子人，留下一所大房子逃生，生死未卜的历史啊，比起他们，你应该自足啊。

房屋被拆迁，让我最後靠房租收入养老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当年那些早早出来找钱的孩子，成为最受伤害的一代人。因为没有文化和技能，那整代的孩子就垮掉了。要麽，东一天西一天的打点零工，要麽，就干脆吃那点低保，呆在家里打牌，什麽事情也不干，混天过日子。看着这些无所事事的孩子，我就揪心的疼。

15年後，汇东新城已初具规模。建立在这些土地上的城市是越来越漂亮了，宽阔的街道，整洁的居民小区，吹着文明的风，虽然少了些泥土的芳香，但又是另外一种美丽。只是对于我这样的靠土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农民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是很难适应的，我们活动的范围已经从广阔的农村逐渐缩小为自己居住的动迁小区。

城市很大，属于我们的生活圈子却很小。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在年老後逐渐萎缩一样。在这个古老而新型的化工旅游城市中，掩藏在繁华街道背面的安置小区有三处：谢家坝小区、邓家坝小区、周湾小区，人口5万人左右。现在时尚的称呼是：城中村。

与昼夜通明的街灯相比，这里一到天黑，几乎没有灯光了。今年电价一再上涨，上涨到0.43元/度。这对于每个月只有165元低保费的在城市居住的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人家，已经开始每天只煮一顿饭了，为的是节俭天然气费。

我的三个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各自干着他们在城市里的职业了。她们能这样顺利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这是我最欣慰的。可是。像她们这样的稳定在农转非人员毕竟是少数。

农转非以後，政府每个月发给生活费165元，而我只有100元，直到现在。居委会说，我不够吃低保的条件，因为有三个女儿的供养。现在猪肉价格13元/斤，跟北京一个样，什麽都涨价了，我的生活费却不能涨。这件事情也加重了我的心病，心病积累起来，我在60岁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差点死去。

有了死亡的经历，对什麽事情都看开了。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反正，女儿们不会见死不救的，但我还是盼望政府能把我们这批人纳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范围，这是大家期盼的。

而我很多的老朋友就没有我幸运了。一是，他们前二十年挣的钱都花在房子上了，被房子掏空了，二是曾经做的生意也大多死掉了。有的还亏本了，欠了债；三是他们的孩子们大多失业在家，一大家子就靠低保生活。生活很拮据。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喊了10多年了，到现在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我真怕我死也享受不到国家优惠政策了。

公正的说，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几年，凭着国家的好政策，农民过上了富足日子。可是自城市扩建，我们这些城市近郊的农民失去土地後，生活陷入了困窘。但是，比起那些靠种地和打工维生的远郊的农民，还是多少有一些保障的。

看到年纪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拮据的老乡们，除了感叹，我还能做什麽呢。

老伴对我说：老头子，你还能活几天？还替古人担忧？1961年饥荒年代我们没有被饿死，白捡了几十年活，有吃有喝有住的，死了都知足了。你还去管那麽多干什麽？

2008年，我60岁。人都是要老的，人老了，欲望就降到了最低，贫富都不重要了，只要能平安活到老，知足了。

人生有几个三十年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