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进不了自家门的主人

温总在中南海和基层群众座谈时说:你们是中南海的主人。

【抱一判曰】这些主人大多数是进不了中南海的门的。在没有当家做主的年代，据梁从诫先生回忆，他小时候，冬天是可以在中南海滑冰的。

2.流氓本性

习总在墨西哥的会见华人华侨的时候，终于露出了流氓本性，泼妇骂街一样说：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总之，能丢的连都丢尽了。所谓天朝的储君就是这个水准了，将来还不知道说出什么雷人的话来。

不过新华网的论坛竟然出现：“中国会从容面对外国人的指手画脚”，立意就比流氓习总高很多。

也有部分网民指出，我们并不完美，对待国外的批评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经得起批评。总之，中国人会从容面对外国人的说三道四，走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

【抱一判曰】黄鼠狼下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是自然规律，威权必然在消解之中。石扉客兄说习总缺乏有水平的核心幕僚，深以为然。管不住自己嘴的习总，迟早还会出乱子，立此存照，让历史来检验。

借助前领导人的权威，上海话和它的保护者赢得了一场争论。但是在这场争论中，上海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价值却被破坏了，上海输了。

本地报纸《新民晚报》在一篇杂文中说：“说上海话是没文化”。被一些读者要求道歉，甚至有读者要到报社抗议，最后前国家领导人电话给当地最高领导，随后报纸真的道歉，编辑也被停职。

政治干预让这场文化争论变得极为无趣，随着《新民晚报》编辑被停职，既然政治正确成为一个先验的答案，那么争论就毫无价值并且成为雷区。在金融危机中，一个编辑的饭碗显得如此卑微，再度证明了“屁民”生存价值的困境。

这个结果让上海话的支持者也无法面对，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对本地文化的尊重、爱好，以及对那些充满趣味的方言的依恋——而不是砸了晚报编辑的饭碗。

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文化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争论包括中西文化之争、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以及19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这些公开的思想辩论不但使得上海成为远东的文化中心，也促进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在这些争论中，“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开放”、“文明”被视为城市的核心价值。

但是，一句关于“说方言没文化”的调侃，就要以饭碗为代价，那么这座城市的生机和活力何在？公共空间被压缩的结果，只能带来权力无孔不入，犬儒主义盛行。上海在作为经济巨人的同时，成为文化侏儒。上海输在失去了宽容、理性和多元的海派文化价值，输在权力对公共空间无所不在的侵犯，输在了潜规则对程序正义的遮蔽。

现行的制度和舆论空间足以解决这场争论。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这样的争论不过是屁大点事而已。　　　　　　

如果市民们认为《新民晚报》的言论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们大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争辩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通过争论形成共识。

如果有激进的民众要求去《新民晚报》示威，新民晚报可以接受他们的道歉要求，也可以拒绝。被拒绝的民众也可以去法院起诉《新民晚报》，法官和法律自有公断。

如果市民们对上海话的边缘化不满，他们可以要求市人大立法来保护地方方言。

在法律框架之外，还有市场规则。反对者们也可以拒绝订阅《新民晚报》，用市场规则让新民晚报付出代价，但如果大多数民众继续订阅，则读者用人民币对《新民晚报》的投票，是民意最好的表达。

作为读者，前领导人也有他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必须是和其他读者一致的，而不是通过电话的方式传达，并且以影响一个编辑的前途为最终结果。因此，在制度架构对权力缺乏约束时，权力者更需要自律，只有自律的权力才会赢得持久的尊重。

真理越辩越明，但不是所有的争论都会有一个谅解备忘录，文化的潮流滚滚向前，宽容才是最大的价值。

我们不能期待给权力的利维坦颂善书就能使其自律，历史已经证明，想让权力的狮子不伤人，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关进笼子。

      元宵翌日，诸友网聊，慨叹岁月流逝，韶华不再。随取陈年古越龙山小饮一杯。

      又兼今日感冒在家，回想历年春节元宵，世事沧桑，蚀心刻骨，故作诗以记之。

少年心怀虎，老来独贪杯。

古越十五载，勾践三千秋。

命如青蛾舞，诗作黄酒斟，

戎衣文章事，都成故纸灰。

抱一已丑年元宵翌日

迷失的正义（2）

正义的契约

－－1949和1989之后

西元1787年5月，刚刚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13州的代表们汇集在费城，在乔治·华盛顿的主持下修改执行8年的《联邦条例》。但是三个月后，代表们不仅否决了这个条例，重新制定了一部美国宪法。

宪法开宗明义的说：“美国人民，为建设完美之合众国，以树立正义，奠定国内治安，筹设公共国防，增进全民之福利，并谋今后使我国人民及后世永享自由生活起见，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商务版《联邦党人文集》译文）

美国人可以把把正义写在宪法上，按照我以前学到的东西，资产阶级的这些东西都是虚伪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在满口“正义”的辩论的时候，也许在世界某个地方正在作孽。然而即便如此，1949以后，1989以后，在中国，还有人公开的谈“正义”这个东西么？

在中国的所谓宪法上，已经写上了四个人的名字，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还有一个打着明显个人印记的“三个代表”。但是，唯独没有“正义”的影子，所以这个社会能否实现正义，所以“正义”并不是这个社会的目标，这个社会的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

这也让我想起1905年，清政府派出的五位考察立宪的大臣最后确定的那部《钦定宪法大纲》。同样，这部宪法里边，据说“君上大权”出现了15次，所以今天写5个人名进去的宪法也可以猪黒笑乌鸦。

不过研究历史的朋友告诉我，根据1905年《钦定宪法大纲》，新闻的自由依然得到保障，比如随后慈禧老佛爷和光绪皇帝病重的消息，就每天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而今天的新闻人，你想也休想。

其实，以我脚趾头的意见，宪法作为一个文本，本质上是一个契约，一个赋予权力的契约。人类立宪史上的宪法文本可谓汗牛充栋，所体现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却只有两种，一种是权力来自于人民――被统治者的授权，一种是法统的继承关系，包括历史的宗教的和血缘的。

这样来看今天中国的契约，看宪法的所谓序言，她正在说明这样一种法统的继承合理性。正当性不是来自于“树立正义”，而是历史的正当性，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谈“正义”是理所当然的，不追求正义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1949年之后，任何一个人被剥夺的家产、播漠视的生命，被践踏的人格，都可以在这里体现了。

写这篇随笔的时候，伊拉克的人民正在通过全民公投来赋予一份宪法的合法性。尽管希望宪法通过，立宪者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但是无论这部宪法是否通过，伊拉克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几年前，萨达姆的宪法可能还有99.99％的支持率，复兴党人也在宣传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但是他们却没有勇气让人民来投票。

如果回到哪些关于正义的文本，罗尔斯在《正义论》的话（热炒现卖）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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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看到王怡02年的一篇文章《 自由的观念：绕开一个正义的柠檬》，很遗憾当年没看到这篇文章，尽管文中很多观点我都认同，但是我还是无法认同，正义的柠檬可以绕开，或者我认为正义就不是一个柠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