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路

——写在最艰难之际

当那战士倒下

他匍匐在大地

深吻着泥土

如同你的身体

当那战士倒下

眼中闪耀着幸福的光彩

你向他走去

引领了他的归路

                 2008年6月22日

16歲下海應召爆紅 她只想念書

【聯合報╱記者呂開瑞／桃園報導】

2008.06.21 03:23 am

桃園縣16歲楊姓女生，父母吸毒，高一時輟學下海應召，因身材高、大眼睛、長髮飄逸，生意應接不暇，男客指定她服務，月入超過10萬元。一個多月前被查獲，她向法官表示還想念書考大學，桃園地院昨天裁定安置中途學校，讓她再念高中。

桃園地院調查，楊姓女生的父母都吸毒，二人輪流入監坐牢，根本管不到女兒，家中沒有固定收入，今年1月楊女母親入獄，父親不知去向；在缺錢下，楊女被色情販子誘惑下海，輟學當應召女郎，他父親後來知道女兒從事性交易，並未積極阻止。

警方調查，女生身高163公分，體重48公斤，長相清秀，妝扮起來頗有姿色，很快竄紅，生意應接不暇，曾在台北市的酒店接客，每次價碼5000元，卻被色情媒介者抽走2500元；查出她曾一天接客5、6人，月入10萬以上。

4月下旬，她到桃園縣地下酒店陪酒時被警方查獲，當時打扮得花枝招展，是酒店裡的紅牌，不少男客因為她而上門；她的妝扮看不出是高中輟學生，警方查出她只有16歲後回報社會處，將她安置到中途之家保護。一個月後她發現懷孕，縣府通知父親陪同做流產手術，聲請安置教育。

桃園地院審理時，楊女後悔下海應召，想改過向善和繼續念書、考大學，她答應今後不再從事性交易；法官認定她的家庭功能差，父親不聞問，利用她當搖錢樹，裁准她進入中途學校讀二年，但得住校念書，不能回家住。

       因为工作的原因，《一根筋》将在下周恢复撰写，blogger.com上的海外版发送问题也已经初步解决。  

米兰·昆德拉的一首小诗

群山之颠

一片静溢，

所有的树顶

你听不见

一声叹息。

林中鸟儿无语。

用不了多久

你也将得到安息。

                   ——米兰·昆德拉《不朽》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令人激动的时刻，

我们从来没有高尚的行为，

我们从来没有激动人心地让崇高的道德发挥力量的一个时代，

我们对人类的价值，人类的文明，没有任何重大的贡献，

我们一直在玷污它们！

我们给世界，给人类提供的仅仅是教训！

我们的本事就是奴役自己和奴役他人。

                            ——恰达耶夫《哲学书简》（转引自王康先生的演讲《俄罗斯精神启示录》）

上联：十三亿护持，余老师全家成菩萨

下联：一二人做鬼，王主席一门都幸福

横批：党恩国爱

感谢微软，我的三篇文章，在其他网站已经被删得差不多了，这里还给我保留着，看来我也得感谢微软的“党恩国爱”了。

这几天写评论绷得紧紧的，下午干活的时候一直在听仓央嘉措情歌，日波益西活佛演唱的。

这个纯净的佛国少年的声音，总给我许多慰藉，而哪个数百年前的喇嘛，他的才情轶事和爱情悲剧，

下载： 仓央嘉措情歌

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
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我与伊人本一家，情缘虽尽莫咨嗟。
清明过了春自去，几见狂蜂恋落花。

跨鹤高飞意壮哉，云霄一羽雪皑皑。
此行莫恨天涯远，咫尺理塘归去来。

前几天和肖教授谈人内心的人神交战，对六世达赖来说，他内心的人神交战也一直存在的。他是雪域最高的王，但是却不能和相爱的姑娘相会，以至于说：人间哪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颇有些汉地忠孝难两全的形式。

在布达拉宫

我是雪域最大的王

在拉萨的街头

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

【按】我和无心（冒安林）兄、x先生相约各写一篇对余秋雨、司马南和王兆山现象的反思文章，今天我和无心都已经交稿，X先生至今没有回音，先把无心兄的稿子转载了。

        我的文章重点个人内心的审问和对文革-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思维模式的清理，无心则偏重于从社会思潮和政治理论来反思司马和余的思想根源。

       无论如何，无论哪个尺度，对这种文人媚态和反动思潮的诘问和清理，最终都指向建构一个健康和强大的心灵世界。

       一个月前，我跟台北的吴兄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前既缺乏一个基于普世价值的共同愿景，又缺乏一个贯通历史和未来的整体性叙述，在无心的文章中，我们同样看到这种忧虑。

由汶川大地震引发的“普世价值”争论，以《南方周末》的妥协而告终。毫无疑问，统治者习惯性的舆论控制方式面临了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来自于信息传播的广泛性、迅速性；另一方面来自于自身固有思维未能应对新时代变化带来的滞后与恐慌。但《南方周末》的默然妥协也表明，这种挑战，尚未到达最紧急的地步，在专制统治之下，不到没有退路的时候，一切事物都会选择主动妥协。

上世纪的中国，几乎全然符合伦纳德·宾德《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后果》一书中所罗列的危机：经济发展上的主观意志及劳动者的低积极性，造成高耗低效和巨大的人为浪费，社会缺乏推动经济飞升的利益动力和机制；知识分子反权威情绪高涨，官民对立和校园骚动普遍存在，无政府倾向在酝酿中；为了稳定社会，政府会采取强制得道德教化和思想意识统一的措施，并制造出“人民的敌人”。

而本世纪的中国，则大致属于“群盲的时代”。和莫斯科维奇定义的《群氓的时代》不同的是，目前中国政府、学术界以及广泛民众，无论在思想上、在道德观念上、在人文素养上都处于极度的空白状态，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研究、剖析以及基于现实寻找适合未来中国发展的模式、道路，都属于两眼一抹黑的盲人状况。

中国对中国的研究，甚至还没有达到十几年前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那样的透彻，更不论这十几年来国际形式和国内矛盾急剧演化、转变的情况下，我们理应做出的理论准备。

司马南的攻击和媒体禁令

可以理解的是，统治者对于“普世价值”的过度抵制，归因为其内部恐慌意识滋生的外在反应。司马南的突然发难，也正是源于此。《人民日报》紧急写就署名“任仲平”的评论文章，也正是源于此，“任仲平”正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别称。

中国目前的真实状况似乎是进退两难的困局。一方面高度保持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封锁，一方面又要小心引导民族主义和左派思潮的力量，同时，又迫切需要寻找第三条道路来作为统治者安心使用的思想工具。在司马南最新言论中，明确点出：汶川救灾证明了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这似乎公开表明了这场“普世价值”争论的背后真正目的和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危及统治根本的思想价值观的挑战，就成为对统治权力的挑战，并以最快的速度遭到扼杀，以免演变为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政权危机。

虽然统治者认识到了缺乏思想价值观体系的重要性，并且于1996年通过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决议。但统治者自身理论建设上的缺陷，造成此次的效果和上次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所做的决议相比，并无太多的进步。建立在以全力发展经济基础上的现阶段中国的主流社会价值观，缺乏应对经济以外的社会基本规则秩序的能力。

中国最近的一次政权危机，大约发生在十年以前。类似于东汉黄巾暴乱和五斗米教的宗教组织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以小规模的冲击引发了统治者的担忧。这迫使统治者在极力处置危机的同时，考虑改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思想控制所处的弱势地位。因为正是这种局部的放松，导致了前一次危机的出现，而且发生了令统治者无法忍受的失去军队控制权的事件。

在无法像以前的王朝那样肆无忌惮地依靠正规军来打击异己的情况下，统治者采取了迂回加强的方法，取纳了类似于明成祖朱棣的战术，不再大兴文字狱，而靠极度严格的专制统治来束缚官僚阶层以及学术界的思想。和明朝要求文人专注于程朱理学相同的是，统治者不是培育民间思想的发展，而是由上至下地指定依归范围，迫使全国人民都去领会同一种思想价值观体系。

面对日益发展的潜在危险，类似于“汶川大地震”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机会，自然成为统治者所认为的“天赐良机”。几乎在抗震救灾的工作还未完成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掀起了一股拒绝反思而颂扬民族精神的宣传大潮。从地震发生的第五天起，由应急状态调整过来的舆论控制组织，就开始发送“如雪片般”的媒体报道禁令，从而成功地将全国民众自发而生的富裕情感，顺利地转移到对统治者的正面肯定上来。

余秋雨：失败的道德楷模重建

比利时马克思主义学者及第四国际领导人Ernest Mandel曾经反思过，要让社会主义在群众眼中恢复信誉，须要让他们在经验中知道社会主义者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激进地追求自由，知道我们所要的社会所能保障的自由比资产阶级社会所能保障的还要多。

但转换过急的舆论控制，以及对于民间反思潮的过分扼杀，必将带来社会认知体系的危机。

隐患几乎是注定的。在统治者几十年来高度一致的思想禁锢和控制下，哲学界和人文界已经到了灭亡的地步，而民间草根力量，则几乎荡然无存。在成功奴驭高端精英学者队伍之后，统治者发现，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塑造道德楷模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安排余秋雨这样的曾在民间拥有广泛读者的作家，依然无法像此前的雷锋、张海迪那样，成功影响民众的思考力和情绪。

原因在于，在高端精英学者队伍无法博得民众认同的情况下，草根力量也因遭扼杀而无法影响民众。宗教组织、人文组织无法发挥作用，缺乏享有普遍声望的社会人物，统治者的高压政策终于造成了双面刃后果：消灭了能够威胁到自身统治安全的异己力量存在，但也消灭了属于自己的力量。而像山东省作协主席王兆山这样的负面人物的出现，则更加引发了民众的普遍憎恶情绪。

余秋雨在文革时期，曾经作为统治者的工具而成功发挥作用。但此次却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失败，表明统治者通过塑造道德楷模来影响社会的方法，已经不再有效，相反还会引发民众的排斥。在遭遇到普遍的抵制之后，统治者要求禁止一切反对余秋雨声音的出现。

时至今日，统治者似乎还没有适应有不同声音的存在。挟制精英学者、打压民间文化、对异己声音的过度反应、迅速采取群而攻之的消灭政策，一切都表明，统治者还在运用类似“文字狱”的方式来进行统治，那些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的“消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当司马南和余秋雨跳出来的时候，首先我把它看做一场斗争，从人民日报评论部“任仲平”的文章《灾难中挺立伟大的中国》和《南方周末》的社评《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比较看，在呼吁新闻自由和社会信息透明的共同诉求后，却体现了不同的价值，人民日报歌颂的是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南方周末则强调个人和自由。

        但是当我把写作以来最恶毒的语言倾泻在余秋雨和王兆山的身上时，我的困惑和愤怒并未消除。在愤怒背后，我们无法站在道德高地沾沾自喜，甚至批判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道德优势，面对那些灾民，面对这个世界，我们生于其中，难道我们没有一点点责任，不存在任何忏悔？

        你可以笑我的迂腐，却不能回答我的疑问。

        但是后来我觉得，不仅仅是斗争，还是一个思维模式的沉淀。不仅仅是要斗争，更要忏悔和反思来清理我们内心的狭隘。因为这种狭隘，沉淀在很多国民内心，这种偏狭，让我们忘记服从真理，探寻真相，让我们不择手段，放弃底线。

        文革中“梁效”成员周一良教授的哲嗣周启博先生有一篇文章，叫《我的父亲周一良》，不但不为先辈文过饰非，对乃父的一些过失和局限亦有批驳，并深究其“屈学阿世”思想的来由。其自省之深刻，与某些红色遗胄仍然醉心于“我爷爷~~~”，实在是甚为难得。

       周一良先生晚年著有《毕竟是书生》，对在人世“这一趟”的大小事都有交代，世人亦多谅解，人在历史的大潮中，如人浮游海上，能把握个人命运的究竟几人。

      周启博先生在文章中用“斯德哥尔摩症状”对1949年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做了一个比较，让我印象深刻，得互联网之便，搜贴在此。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劫匪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劫持了三女一男四名职员为人质。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二十八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人质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生死完全由劫匪决定，人质为求生而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政府总理帕尔梅呼吁撤走警察和满足劫匪要求，这是合乎正常人心理的行为。

       人质获救以后，生命威胁解除，却继续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不杀和善待之恩。一位女人质竟和劫匪之一订婚。瑞典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通过媒体看到了事件全过程。这个暴力威胁下洗脑生效并且在暴力消失后不可逆转的案例引起全世界心理学界注意。瑞典心理学家Nils　Bejorot　把它定名为“斯德哥尔摩症状”，近几十年来劫持人质在全球越演越烈，“斯德哥尔摩症状”频频发生，例如美国报业巨子赫斯特的孙女Patty　Hearst 被左派恐怖组织辛比由尼斯解放军（SLA）绑架后自愿入伙，并参加持枪抢劫银行，所以世界心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热烈讨论至今不衰。

        余秋雨和司马南并非一类人，余秋雨是文革中上海石一歌的成员，向来屈学阿世，司马南的父母则在文革中被斗死，少年而孤。但他们又如此相同，如同那个和劫匪订婚的女人，他们都曾经被历史大潮所裹挟，生命跌宕起伏。

        同样的悲哀如我等，许多年后，我们能否摆脱这样的命运？地震了，痛过了，每个人都跳出来现了自己的德性，我们能否用反思清理内心的偏狭，避免余秋雨、司马南的命运？

                                                                                                                  朴抱一2008年6月14日草于海上点睛苑

         在余秋雨被世人唾骂的时候，又有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跳出来写几首词，说什么那些孩子死了之后，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了。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不知道那些孩子生着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幸福。总之，党疼国爱没有给他们一个坚固的教室，只有他们做了亡灵了，反而有了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了。

         数千少年的离去，掏空了他们父母亲人的心。在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留下无边的痛楚，十三亿人的眼泪化雨倾盆。

        然而，却仍然有人要用那少年殷红的血做胭脂，来为自己擦脂抹粉，描绘一幅盛世恩泽的图景。用王兆山副主席的话说，就是纵做鬼，也幸福了。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幸福，我只记得那巨石下少年痛苦的呻吟，期盼的目光，以及无声的离去。那血，那眼神，那书包，那衣裳，那废墟，那尸首。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样的党疼国爱，一个号称GDP二十万亿，年财政收入五万亿的国家，官衙鳞次栉比，官宴觥筹交错，却不能给那些乡间少年一个略微安全的课堂，中华之大，竟然没有几个安全的教室。

       稍早前还有所谓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的高论：

       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我毫不掩饰内心的愤怒，不愤怒不正常！倘我是那天堂的少年，肯定会请余大师一起来做“菩萨”，也会邀请王主席享受“幸福”。

       我又沉思，余先生的“识大体”，王主席的“幸福论”后，是怎样的逻辑？难道数千学生花儿一样的生命的凋谢，稍事恩泽，就应山呼万岁，感激涕零么？生民之命，其如草芥乎？

       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羞愧写在我的脸上，刻在我心里，我羞愧于我的民族未能照顾好那些幼小的生灵，羞愧于自己曾经醉心的奋斗，羞愧于和某些倡优为伍。这个民族应该感到羞耻，无比的羞耻，终日高歌猛进，歌舞升平，却不能照顾几个弱小的孩童。

      我们每个人都毫无责任？我们都可以心安理得的占领了道德高地？我们在同族的眼泪中感受幸福，继续醉生梦死的生活，歌颂伟大的和谐社会，跪拜于“党恩国爱”？ 

      既然这个民族如此擅长“喜丧”，既然那些少年的死亡都与大家无关，既然大家都这样的“幸福”，倘我能背负这个民族剩余的那点羞愧，倘我的羞愧能使那些丧子的家长有半点安慰，就让我长跪在埋葬学生的废墟前做永久的忏悔吧。

附录：四川省前教育官员林强先生的忏悔。

       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

       最应该得到保护的人反而得不到保护，反而夭折了，这是我们做教育行政工作的耻辱。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应该忏悔，而不能用英雄的生命悲剧来为我们自己推卸责任，来给我们自己贴金。

       那么多学校倒塌，那么多孩子无辜牺牲，我想只要有一点点良知的人，都会受不了的。何况我是一个教育行政官员。

       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应该忏悔，而不能用英雄的生命悲剧来为我们自己推卸责任，来给我们自己贴金。

        最近很替黄梅戏演员马兰姐姐担心，原因是她可能重复岳灵珊的命运。马兰姐姐的夫君余秋雨先生为了晋身首先净身，不但挥刀自宫，而且还学起观音姐姐的腔调，当然，在此之前，余老师就已经很有观音姐姐的腔调了。

        炒房赚了大钱的余秋雨显然对铁凝等文学超女霸占作协很不满意，论文字来说说，我也觉得铁姑娘不及余老师，在**最需要的时候，余老师奋身为某些人呢政治口交，开始含泪劝灾民为了国家的面子，忘却被压死在废墟的儿女，不要去上访上诉了。

       一个文人无耻的嘴脸至此，我觉得五岳散人兄的唾骂是极为恰当的，尽管有些少儿不宜。

      余秋雨按耐不住自己吻疮舔痔的冲动，终于在某种政治正确的形象下跳出来了。还居然是他妈什么“含泪劝告灾民”。含你妈逼什么泪呢？充其量也就是鳄鱼的眼泪。我倒是觉得他含是含了，不过是跪在灾民的尸体上给某些人物口交。含了一嘴，跟他眼睛没啥关系。

       之所以说跟他眼睛没啥关系，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主人是干吗的？孩子死了都不能哭出来，也不能知道到底是为什么，甚至没有权利去问为什么，这是他妈的主人啊？我觉得这不是主人，这是高呼天恩浩荡的奴才。动人的气氛？动什么人？谁要这种气氛？在感动得你余秋雨大鼻涕横流的时候，这些人的痛苦是不是在你来说有一种审美价值？装逼也不是这么个装法吧。

      在举世都尊重人权的时候，你要求这些灾民为了不给国家丢面子而忍气吞声，这是面子吗？这应该是最大的不要脸。只有价值观扭曲到跟央视新楼那样地步的人，才会觉得让老百姓忍气吞声是一种面子。只要不到这个程度，谁能说出比这个更不要脸的话来？

       但是很不幸，余老师非但没有投江，倒是学着观音姐姐的腔调，证明自己的能量了，在今天博客上，余老师引用了一个所谓德阳救援中心抗震的文章说：

        余秋雨先生在博客上对于请愿灾民的柔声劝导，我在帐篷里看到了，很感动。我给同帐篷的伙伴看，大家都说好。但是，大家又都知道那些灾民目前不可能看到。因此，从6月6日（星期五）晚上八点开始我和几位伙伴就有目的地走访几个有关帐篷。我们把余秋雨先生的那些话向他们复述了一遍，高兴地发现，他们全都点头了。他们说，下午已经有几位家里受伤害比他们更大的灾民也来劝说过，心里已经平了很多，现在听余先生从更高的角度讲道理，就更清楚了。他们要我们转告余先生，谢谢他的热心相劝，他们完全支持政府集中全力抢救几十万活着的人免受堰塞湖之危的行动，化悲痛为力量，进一步投入抗震救灾。他们前些天的请愿，已经等到有关方面的积极答复，请大家放心。

       看到了吗，余老师的劝喻真是比观音姐姐的咒语还要灵！比“三个代表”、“八荣八耻”还要灵！并且，余老师很快要去四川卫视讲“大爱无疆”了，看啊，东方教主来布道了。

       和被绑架的灾民的背书比，我更相信周-永-康先生对四川的巡视，主管政法的周先生说，要努力维护稳定云云。周先生手下的警察或许比余秋雨的手淫更灵一些。

      余秋雨还要无耻下去，余老师舍身为我们探寻中国文人究竟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

      净身后的余老师用五毛党的卫生纸自慰起来，也是颇有特色的。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贴了南宁的高原话说，“我们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有成都的医生说“这里心理康复的积极文本”，有复旦的霍斯铭说“这个月我们都是御用文人”。

      说书的先生说，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余老师要卖身也应该卖个好价钱，长得很猥琐冯谖尚且知道弹铗而歌，卖个好价钱，余老师却自甘跻身五毛党，为这点东西净身卖命，实在让人叹息。

      看至此，我已无语，只为名伶马兰唱两句打油诗：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

荒诞的时代，大抵总是以荒唐的面目示人。而成功的阴谋，落幕往往也是多数人的闹剧掩饰下少数人的悲凉——这是我认为的伟人“阳谋”的定义——却从未想到，便也成了汶川大地震中推脱的理由。

看到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我便作如是想。

为了不让反华的媒体有借口反华，为了不让几个怨民影响抗震救灾的大好进程，为了不干扰各级政府震后工作的正常开展，于是便要请愿的怨民们生吞下怨恨、硬压下忿然、双手合十祝福这冤死的生灵们都到得西天乐土去。

由此可得，中国人暗藏的龌龊心理如阴沟里的霉菌，有了灿烂的理由便就要探出头来炫耀——哪怕是夺去十万生灵的地震，也要探头表明劫后余生，自己的命还在。

余秋雨先生，自己的命却倒是还在，于是便探出头来说话了：这几个逆民的罪过大矣，破坏“整个中华民族赢来最高尊严”，又危害了“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或又破坏了“这种动人的气氛的保持”。

如此看来，顺民都需要听话不危害大局，不听话的便是要被谴责。全国人民都在为了抗震救灾而团结在一起，为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受了冤屈而请愿的灾民却是那横生枝节的人。

我们自古以来，便是个永远具有最高尊严的民族了。灾难年年有，洪涝、地震、蝗虫、干旱、瘟疫，只恐怕没有不“多难兴邦”的机会，再大的灾难，除以十三亿也便算不得什么。我们自古以来，便也永远没有请愿的机会了。烦事天天多，升官、发财、苟营、放冷箭和防冷箭，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几时何曾得闲，来处理请愿的琐事呢？我们便只得永远跪在地上做顺民。

那么，顺民的中国，究竟是何等的荣耀和尊贵呢？我们被摧残，被辱杀，被蒙古统治者列入最劣等的人种，反之自豪地称之为中国拥地最广阔的一个朝代。我们被奚落，被调戏，被“革命”，被贪官污吏为了抠几包水泥几根钢筋钱，整栋楼整栋楼的孩子咽气做了“菩萨”。

我曾误以为，中国的文人，虽然大多数是无耻的，但总还有那么几个讲骨气。余下一批人，虽没有骨气却也好面子，喜欢动不动为民请命。余秋雨先生，我要含泪劝告你的是，你却是个顶好文人，忧上之所忧，愁上之所愁，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你倒也做得不差。为民，你立言含泪相劝；为上，你舔痔邀功；为国，你深忧外人攻击诬陷我堂堂中华，也算立德。此三不朽既成，君可万世流芳矣。

既然末等文人的兽皮也剥下了，再夹尾巴总不是办法。有了这舍身入地狱的勇气，余秋雨或也可以超脱为菩萨了。这便是文人无耻的最高境界，却被余秋雨先生选择了个最低劣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我却还要赞扬他的坦诚，叫人们可以看出，我们人格的沦落和低劣竟可以到怎样的地步。

于是我要说，余秋雨最好便去投了黄浦江，博了好名声，又得了永久的超脱。有没有十几亿人为他护持我不敢说，但我总是可以承诺的是：在以后的端午节，我便剥两颗粽子，一颗悼念屈子，一颗悼念余先生。

“乃公马屁得天下，安事诗书？”

1. 不要把丧事当喜事办
2. 不要组织报告团，麦克风的嘹亮声音和哭泣我们已经厌烦。
3. 尊重并纪念每个卑微的死者，而不是用英雄模范去概括
4. 尊重我们的方式，让我们永久的纪念。
5. 尊重灾民和传统的方式，让我们上香、放鞭炮、烧纸钱

         19年前，我还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娃娃。

         2年前我只进过一次城，一个西北的地级市，记得楼房很高，汽车很多，空气很浑浊。

         春夏之交，麦子金黄，收割很忙，家里只有一台用了20年的收音机传来北京的声音。

         在我眼里，北京那么遥远，祖国那么神圣，金黄的麦田就是希望的田野。

         北京来的风，在千年的村落掀起死水微澜，年长的叔伯们开始议论北京的各种变化。“***的儿子上前线，***的儿子搞募捐，***的儿子倒彩电。”这些俚语乡谚用本地方言念起来相当合辙押韵，以至于20年后我仍然清晰记得。

         对门的栓绪哥是石油公司的司机，开车从城里回来说，学生堵住了进城的路，用一根筷子顶着一个小玻璃瓶，高喊“小瓶下台”，凡是经过的司机喊三声就可以通行，栓绪哥喊了三声回来了。后面的司机不肯喊，被学生饱以老拳。

         我也拿了一根筷子，挑了个小瓶子，跑到麦场里去喊“小瓶下台”，父亲用扬场的木掀瞄准了我的屁股，“没小瓶你娃还有白面吃？”

         我撒腿就跑，小瓶和筷子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后来红灯牌收音机传来袁木的发言，女播音员坚定的声音，以及哀乐，以及北京大妈义愤填膺的控诉，以及很多。

        父亲很担心那些去北京的娃娃，所幸我大表哥毕业早，安然无事，我姨家的表哥去了北京，后来被学校请回来，放假一直到秋天十月多。

         表哥被姨夫圈在一个小屋子看书，从不给我们讲北京的事情，只说自己去香山、长城玩了一圈。次年分配到秦岭深山中的一家三线国有企业。再后来，读硕士、博士、出国，定居美国。

        那一年我参加数学竞赛，拿了全镇的第一名，貌似作文竞赛也拿了一等奖。据说县里也排了名次，但是县里的名次多半不会到我们这种小镇的下属小学校，我早给忘球了。

        那是奖品很丰盛的一次，两本书，本子，好像还有五块钱，一只水彩笔，文具盒之类。其中一本书名我记得很清楚，《北京镇暴纪实》，写手无寸铁的人民子弟兵被暴徒们打死，尸体挂在天桥上。他们的父母是何等哀伤，却又为孩子能保卫国家而自豪。另一本，也是类似的故事，仿佛还有诗。

        这两本书只有我有，其他学生娃不可能有，这让我很自豪，内容也很感人，让我热泪盈眶，立志将来为祖国奉献青春。

        反动的保守的地主阶级的儿子、我的父亲对这两本书很不以为然，“**党给你娃灌洋米汤呢”，“洋米汤”在本地话大体是迷魂汤的意思。父亲的落后让我这个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很不屑，慑于他的木掀铁锨把、笤帚和连环掌等武器，我不敢反驳。

         父亲还是很迷茫，他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做长途司机的大伯见多识广，到麦场聊天的时候悄悄说：“那些学生娃，年轻轻滴，哎————”

                                                                                                                                 朴抱一2008年6月4日夜

茅于轼：连纳粹都不如 ----汶川大地震有感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善于奔跑跳跃的野生羊群，被猎人们逼上了崖顶，前面是峭壁，回头是猎人的猎枪。从崖顶到对面的山峰，是任何一个最强壮的公羊也无法跳过去的。猎手们安逸地欣赏着这些即将到手的战利品，羊群经过短暂的骚动复归平静。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羊群里的羊自己组合，两两搭配，一只大公羊配一只小羊，或一只强壮的公羊与一只母羊结合，一对对先后向对面无法企及的山峰跳跃过去，当大公羊跃到最远的极限，正下坠落时，与它一起跳跃的小羊或母羊，以它脊背为踏板，猛力蹬踏，再度跃起，跳到山崖对面的山峰。而那只作为跳板的，自我牺牲，摔到崖下尸骨无存。一些小羊和母羊逃脱而生存，一个生命群落得以延续。

一个物种要延续他的生命，都知道保护他孩子的生命。类似的例子，在动物界数不胜数，当家牛群遇到狼群的围攻时，牛群会摆一个圆形的战阵，最外是年轻的公牛，用牛角与狼战斗，里一层是母牛，最里面是他们的孩子。蚁群过河时，用自己的身体勾连成一个中空的球体，中空里是它们刻意保护的幼蚁。种群、族群，都是通过这种牺牲、保护而延绵不绝。

有部美国人拍的二战影片，说的是一队纳粹敢死队化装成美国盟军，深入到盟军腹地执行特殊任务。他们在驻地与当地人和睦共处，有个驻地的小男孩不慎掉进了水槽，眼看就要被转动的水车给绞死。一个年轻的纳粹队员跳下水槽救起了那个小男孩，自己却死了，而且被水车绞烂了外面盟军的军服，露出里面的纳粹服装，暴露了身份，整个行动也前功尽弃。保护和拯救弱小生命，是人类的共性。即使是纳粹军人，也保持了基本的人性没有完全泯灭。作为敌对方的美国，也没有漠视和抹杀个别纳粹军人的人的本性。

在这次川北地震中，我们看到了闪光的人性。有老师用脊梁保护四个学生的生命，也有一对父母以身体为屏障保护自己三岁的孩子，还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解放军战士日夜不停地搜救废墟下有可能活着的孩子。那些埋在废墟下的孩子牵动着我们的心，那些搜救人员感动着我们，使我泪溢眼眶。我擦拭溢出的泪水，情愿以后再也不用为救援人员和解放军战士感动；情愿以后不再为学生们、孩子们的生命而揪心。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我不知道这是一句陈述句、还是知耻后勇的表决心、或者是无法企及的理想。但我决不敢怀疑是执政者自我讽刺的单口相声。然而，阜阳市一个区政府建了一个媲美白宫的政府大楼，却把一所学校拆毁搬迁至危房上课，并乞求日本的国际组织捐助建校办教育。其实不穷，却自己豪奢置仍是孩子的学生于危险，既穷了教育更苦了孩子。一句喊了几十年的口号成了尖刻的讽刺，不将讽刺当羞辱，却用来遮羞，我认为这样的执政者是一个族群的瘟疫。

多年前，在克拉玛依，一句"让领导先走，"使300多个鲜活的孩子瞬间葬身火海，执政的领导们安然无恙，事后还是安然无恙。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同类、幼小生命的群体是没有希望的。他们不如某些纳粹、不如牛羊、甚至不如虫蚁。他们给这个族群带来的，将会是灾难性的后果。

川北地震，倒塌的学校有：四川都江堰市聚源中学、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重庆市梁平县文化镇一小学、重庆市梁平县礼让镇中心小学、文化镇小学教学楼、德阳市实古镇中心小学、莹华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八角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而政府大楼依然耸立。我没有让政府人员陪死的恶意，只是不解，为什么在同一个城市，都经过设计、建筑、监理的程序；都使用同一片蓝天下的水泥、钢筋和砖块，学校的教学楼偏偏就塌成了废墟，而政府大楼却高傲地耸立。

不可否认，政府大楼的设计者、建设者和监理人员都不是政府人员，大楼决不是执政者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教学楼同样也不是政府人员更不是老师和学生设计、建设和监理的。政府大楼和教学楼全由专业人员完成，这些专业人员完成了会塌的教学楼和坚挺的政府大楼。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民族、一个种群，从根本上漠视延续这个民族和种群后代的生命，这个民族和种群离他消亡不会太远。

依然耸立的政府大楼，无疑是他们最后的坟墓。可怕而又无奈，很可能将会是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埋葬我们民族的坟墓。

6月2日，张悦告诉我，我们在《瞭望东方周刊》的同事黄泓女士不幸病故，特此致哀。

黄泓女士是《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也是继曾华国先生后，第二位辞世的《瞭望东方周刊》同事，祝其他同事永远安康。

下面是前副主编韩松先生为黄泓写的悼念文章，借以此悼念亡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7412101009azd.html

 

                                                                                                                  朴抱一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