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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 中国媒体因奥运新闻禁令未能揭露三鹿事件中国媒体因奥运新闻禁令未能揭露三鹿事件深圳质检局工作人员九月十九日把检查所得的毒奶粉倒在地上 三鹿牌毒奶粉事件公开爆发后,海内外就有相当多的舆论怀疑当局不至于迟至九月份才发现了毒奶粉。为什么当局对这一事件拖而不报、迟迟不报呢?原来的确是因为北京开奥运会,毒奶粉事件才未能及时揭露。本台特约记者曹国星就此发来了报道: 这是近日,中国最受欢迎的新闻周报《南方周末》编辑在一篇发表在网站上的编辑手记中透露的。由于新闻封锁,中国失去了提前两个月揭露真相,减少损失的可能。 早在七月底的时候,南方周末的记者禾风就接到了消息,三鹿的毒奶粉所致的结石婴儿大量出现,在湖北武汉同济医院住院的有二十余名。当这位记者向湖北湖南江西一些医院了解情况时,医生们已高度怀疑三鹿有问题,他们提醒每一个来就医院就症的孩子家属不要用三鹿。 但由于新闻禁令,这篇报道在奥运会结束前无法刊出,南方周末的这位编辑说,"我万分心焦,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卫事灾难,有很深的罪恶感与挫败感。他说,他只得尽已所能,对周围所能知道的有婴幼孩子的朋友与熟人打招呼,叫他们别给孩子用三鹿奶粉。 这项调查在奥运结束后才重新开始,《南方周末》记者禾风先后跑了湖北、湖南、广东数地,接触了数十名家长,给全国的多个省份多家医院打电话,最后终于基本确证,三鹿奶粉与婴儿结石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在9月13日,由于不明原因,这个稿还是被撤了下来。当夜,由于之前东方早报和甘肃媒体的报道,三鹿公司终于承认了问题奶粉,并公开召回。第二天,南方周末编辑部把这篇《结石婴儿的艰难追凶路》此稿放到了南方周末网与南方都市报上。 南方周末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六七月份的时候,所有送检给地方与国家质监总局的问题奶粉,最后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已经有多名医生向上汇报了结石婴儿的爆发之势,但药监局没有作相关调查,卫生部疾控中心没有作流行病学预警与调查。 而三鹿公司,借用着强大的经济力量,一次次地掩盖真相,封锁传媒。之前,湖北的多家报纸已被三鹿通过权力关系封口。奥运刚结束,三鹿事件再也无法掩盖。但据了解,中宣部已经发文,要求三鹿事件,各地报纸必须统一使用新华社稿件,其中也包括《南方周末》。 港台日查出三聚氰胺 毒奶粉事件引发的恐慌向外扩展,香港万宁连锁商店决定停售六款黑龙江产雀巢奶粉。鉴于香港有传媒委托检测中心,验出产自黑龙江的雀巢金装助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后,万宁连锁商店,决定全线停售6款来自同一产地的雀巢奶粉。 此外,台湾金车有限公司的八种,使用大陆奶精制造的产品也验出三聚氰胺。台湾卫生署立即要求停售,并即日起禁止大陆奶精产品流入。 昨天日本丸大食品公司宣佈,回收原料中含有中国进口奶制品的五种加工食品。丸大食品公司表示,这5种食品都使用了 中国伊利集团 生产的牛奶。这是日本首次回收与三聚氰胺有关的食品。此外,日本长野县的糕饼公司“丸生本店”昨天传出两名员工品尝中国生产的红豆沙之后,出现不适症状被送往医院治疗。 汶莱政府说,汶莱已暂停进口和销售所有中国牛奶与乳製品,以保护民众不致受到工业化学的毒害。汶莱採取这项行动之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在中国传出毒奶粉丑闻之后,宣布了类似措施。 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昨天发表公告指出,目前在欧盟境内,还没有发现 源自中国的牛奶。公告指出,欧盟已在2002年决定 禁止中国产的牛奶进入欧盟市场。这份公告还指出,从谨慎原则出发,法国的竞争、消费、打假总署 已在法国市场检查是否有中国的婴儿奶制品非法流入法国。 家长如惊弓之鸟 到医院检查的儿童有增无减 毒奶粉风波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家长如同惊弓之鸟,纷纷带孩子到医院检查,中国重庆、合肥、深圳、广州等地的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几乎不堪重负。光是十九日一天,前往广州市儿童医院筛检的婴儿就高达两千多人,到深圳市儿童医院看诊的婴儿也超过一千例。 在安徽合肥一些医院等待检查的儿童们 据香港『文汇报』报导,由于患病婴儿众多,广州市儿童医院半天就烧坏三台超音波检查仪器,深圳医院奶粉门诊开出的超音波检查预约单也已排到十一月上旬。 在广州儿童医院,还不到上午九时,就聚集大批带著宝宝来做肾结石筛检的家长。上午七时到九时,工作人员已经发号码牌到九百多号;截至十时,号码牌已经超过一千五百号。 为应付暴增的婴幼儿和家长,深圳市儿童医院已要求医护人员取消休假,把病房的医生都抽调到门诊,全天有二十多名医生在“奶粉门诊”应诊。医院也考虑优化检查流程,让婴幼儿在一个地方就可以完成检查。 据报道,即使激增的就诊人数让医护人员不堪重负,但被家长带来前来就诊的儿童每天有增无减。有些家长带孩子在一家医院检查后还不放心又跑到其他医院检查。目前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国许多城市。 9月21日 上海双年展户外展品掠影劣质公共服务是毒奶之源我们可以拒绝三鹿,却无法拒绝劣质的公共服务,这决定了毒奶粉并非我们饮下的最后一剂毒药。 中国的纳税人每年以5万亿元人民币的代价,豢养了上千万“公仆”,购买和享受着这样一种这种劣质的公共服务——他们以“国家免检”的形式,放弃了对人民、对哪些嗷嗷待哺的婴儿的责任,为毒奶粉提供了最好的庇护。也正是这样的公共服务,给我们提供了毒奶粉,毒大米、黑心棉等等。 六十年来,我们就像被绑架的顾客,被规定只能享受这样一个类似“三鹿”一样的品牌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且不得反抗和异议。我们别无选择,这决定了我们只能喝毒奶,吃毒大米。 我们可以呼吁罢免李长江,我们呼吁罢免的声音都颤颤巍巍,或许明天就有人找你喝咖啡。但是,我们没办法拒绝他们明天换一个张长江,王黄河。至于新的李长江们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我们仍然无缘置喙。 劣质公共服务的一大特质,不是让公民自由和便捷的获取信息,而是要过滤信息。据说这些信息是有害的,今天看来恐怕只能是对毒奶粉的制造商有害的。信息屏蔽是毒奶的帮凶,而凶手还在继续行动。 那些被掩盖的事实还包括: 2007年4月30日,纽约时报报导了中国出口宠物视频含有三聚氰胺,也提到了奶粉有该种有毒物质,很可惜,这样信息被遮蔽掉了。即便在毒奶粉治病大面积发病7月份,甘肃省7月15日就向卫生部报告了三鹿奶粉致病的问题,但卫生部一直拖到奥运之后。在石家庄,当地政府8月2日也获知信息,却一直隐匿到9月,期间成千上万的婴儿如饮甘醴一样吮吸着三聚氰胺。 劣质公共服务的本质是,口口声声以民为本,却从来漠视人民的生民。毒奶盛行并非一日,公众却无法获知任何信息。在奥运的大旗下,地方的官员们整整压了一个月,一个“人民政府”,需要别国的总理告诉他,你们的奶粉有毒。 在一个权力市场,你没有选择权,没有议价权,你就永远是奴隶。 唯一的公共服务提供商服务的口气永远是赏赐。本朝向来不缺乏丧事当作喜事办的勇气,官方媒体已经在盛赞对灾难处置的及时。我只想问,“及时”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三聚氰胺被加入乳制品的三四年里,你们在哪里? 保皇党人还在赞颂我主圣明,圣明的皇帝治下,流着毒奶和人造泥石流,吞没生命。圣主还在怒斥地方官吏没有使用他的“科学发展观”的灵药,却从未反思自己在其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请注意,毒奶粉事件爆发一周多时间,除了涉案的乳制品制造商,没有一个,哪怕最低级别的一个官员向公众道歉。 任何一个社会,执政者都必须为他的执政行为负责。负责的最后代价不是别的,对官员来说,是乌纱和牢狱,对公共服务提供商来说,只能是政权。 9月20日 宝贝,对不起,把你生在这样的国家(转)宝贝,对不起,把你生在这样的国家 连岳 @ 2008-9-19 14:46:35 阅读(11273) 评论(62) 引用通告 分类: 评论提取 以下为评论提取 Re: 婴儿肾功能恐将长期受损 9月19日 生活中的50中有毒食品9月18日 三聚氰胺:去年三月敲响的警钟三聚氰胺:去年三月敲响的警钟2008-09-18 12:32 闾丘露薇 一个具有诚信的社会,当然可以减低社会运作成本,提高效率,比如企业,都是按照规定,来生产自己的产品,也就是说,是不会把三聚氰胺这样的化工原料,放到牛奶里面去的。但是,即使是一个具有诚信的社会,还是有一套有效的监管机制的,这套机制,是为了防范和处罚那些,违背诚信的企业和人,即使这套机制,可能几十年也没有找出一个犯规的企业,但是这套机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要是人组成的社会,你就无法预测,在那一天,那一刻,会出现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 现阶段的中国,算不上一个具备诚信的社会,因此,这套监管机制,更加的重要。三聚氰胺,监管机构说,这是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所以在监管上出现了这样的空白,但是河北省副省长说,在牛奶里面加入三聚氰胺,从零五年已经开始了,三年的时间,监管部门意识不到有这样的问题发生,难道是这些不法分子,掩饰的水平太高? 撇开三年投毒的历史,其实在去年三月,出口美国的宠物食品导致的中国食品安全威胁论的风波,为监管部门响起了警报。而纽约时报去年四月三十日的一篇长篇报道,更是揭露了中国的饲料行业,普遍存在加入三聚氰胺的问题,http://www.nytimes.com/2007/04/30/business/worldbusiness/30food.html?pagewanted=2&_r=1&sq=Filler%20in%20Animal%20Feed%20Is%20Open%20Secret%20in%20China&st=cse&scp=1 这些内容,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其实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线索,很遗憾,那个时候,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忙着对抗西方妖魔化中国,来自西方的指责,被认为是别有用心。却忘记了,质检部门,除了寻找不存在问题的证据,也需要主动地去寻找可能存在的问题。 提到质检部门,想起了前些年松花江污染暴露出来的,当时还是国家环保局的体制问题,那就是地方的环保部门直属地方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环保局成为了无牙老虎。质检总局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而这样的架构,是否也成为监管不力,信息不通的原因,在这次事件之后,也值得思考。 国家质检总局在昨天主动宣布检测结果,尽管不合格的产品里面包括了不少名牌产品,这样的爆炸性消息引发的回响,可想而知,对于质检总局来说,这样做,确实有些让人意外,因为印象中,这是第一次的大手笔,但是其实,这也是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尽快告诉公众真相,不要让之前的错失进一步拖累政府的形象。国务院今天晚上宣布,对奶制品行业进行全面整顿,制定监管法规,这是必须的。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如果只有权力检验,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来让这些出现问题的企业受到法律制裁,那检验的威力就会大打折扣。 不过还是有一个疑惑:质检总局保证,供应奥运以及出口的产品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问题出现在奶农身上,奶农提供的问题牛奶,为何就没有出现在供应奥运和出口产品里面呢?是因为这两种产品有特别的检验措施,还是生产商根本就是知道,不同的牛奶,会作为不同产品的原料呢?也就是说,生产商根本就是知情者呢? 9月17日 网友上官本寂关于纸媒生死劫的回复说说我的看法:
12、现在的网媒中坚大多出自报纸,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凡说网媒好的,必然是拿纸媒作为例子,以踩纸媒的方式自我赞颂。怎么就不见网媒把电视作为参照呢?可见,网媒在骨子里还是放不下内容,可自己又不能做,又要计较纸媒的不好。 9月16日 孙春龙: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按】这是我尊敬的春龙兄写给山西省代省长的一封举报信,读罢让人义愤填膺,欲哭无泪。
尊敬的王君代省长: 就在我向你写举报信的时候,你的职务刚刚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安监总局到山西省,这个变化更坚定了我给你写这封举报信的信心。 之后,我们将这篇文章传真并快递给了安监总局,那时你还是局长。我们得到的反馈是,领导(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本人)对这个文章进行了批示,要求重视查处。虽然那时我们被告知,调查需要两三个月,但我们依然对安监总局充满了信心。 这是一封举报信,所以我还是把我已经调查落实的遇难者的名单再一次呈给你。当你看到这41个人的名单时,你会感觉到有41双眼睛正在盯着你,充满期待。他们是: 举报人:孙春龙 13991987319 2008年9月14日夜 9月15日 北风:让人绝望的几个问题(网友北风在博客上写了几个问题,基本上能让所有期待正义的人绝望吐血) 齐二药事件是怎样的结果? 山西黑砖窖是怎样的结果? 周老虎事件是怎样的结果? 地震灾区教学楼豆腐滓工程是怎样的结果? 三鹿就是怎样的结果!
这个让人绝望的国家,柏杨先生谓之酱缸,上海人称之捣糨糊。 9月14日 纸质媒体的生死劫数提要:新技术和新媒体超越了大多数平媒所依附的区域权力/经济体系,使得以报纸为主的纸媒的边际收益大幅下降。对纸媒来说,问题已经不是写几篇稿子提升质量,而是行业发展的生死劫数。
纸质媒体的生死劫数
《青年记者》杂志约我就纸媒如何提高质量来写一个小稿,而在我看来,今天的纸媒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提高质量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生存问题。 纸媒的危机 和新兴媒体不同,作为区域性权力体系的附属物,今天中国的纸质媒体的市场仍然是一个区域性的市场。在这种体系之下,媒体竞争显然缺乏足够的动力,尽管有区域市场的竞争,但更多的是一个垄断分肥的格局。比如上海市场的解放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尽管有竞争,但同属于本地政府和党委,竞争是有限的。 在一些地方的双重政治架构之下,例如广东和江苏,既有省级报纸,又有省会城市的媒体,纸媒的竞争一度白热化,使得本地媒体的质量大幅提升。因此,纸媒质量的提升,根本的动力在于市场竞争,而不是媒体的自我觉醒或者反省。 但是,在全球纸质媒体集团化、连锁化已经基本完成时,中国的平面媒体仍然为“诸侯权力”架构所困,无法实现有效的规模扩张以摊低成本,提升利润。这使得先进的中国纸媒的难以获得全面的质量提升。以南方报业为例,其在上海的创办的《东方早报》、在北京创办《新京报》,最终都以南方报系人马的出局告终。 如果仅限于区域竞争,对大多数平面媒体来说,仍有生存空间。但是,当革命性的新媒介出现时,纸媒将面临一系列的生存危机。 互联网却彻底打破了“诸侯权力”的格局。首先,互联网的制作和阅读都是全国性的,这使得它更趋向于市场化,竞争更为激烈,迅速形成了有竞争力的网络媒介寡头新浪、网易、腾讯等。其次,互联网从纸媒高薪挖走了许多人才,使纸媒一直成为网络媒体的人才基地。奥运前,网易将《凤凰周刊》的主力团队挖去近半。再次,由于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平媒成了网络媒体的免费供稿人。 重要的生存威胁在市场上,互联网使得平媒最高端的读者流失,媒体成长的空间大幅压缩,纸媒获得新读者的边际成本反而大幅增加。在纸媒赖以生存的广告上,网络成为最重要的竞争者,使得近些年纸媒的广告的总额增长趋缓。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互联网媒体仍然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没有获得独立采编内容的行政许可;在许多纸媒获得互联网视频内容制作权的同时,一些专业视频网站则被禁止从事视频内容的制作。但是,这样的制度歧视的藩篱终将被打破,以互联网媒体寡头的资本力量,纸媒的生长空间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一旦市场化的互联网媒体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纸媒又将面临新一轮的市场冲击。2008年奥运,网易就通过与羊城晚报的金羊网合作,“曲线救国”推出了大量独立制作的图文内容,其品质之高,远远超出一般的纸媒。我们试想,如果网易获得全面的新闻采编权力,人们对报纸杂志的需求还有多少?纸媒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因此,在我看来,纸媒的质量提升,不是靠某个记者,某家媒体的努力,而是靠市场竞争和权利保护,靠媒体积极地把握媒介发展趋势。市场终究会让那些仅仅靠行政依附吃饭的烂报纸、烂杂志死掉,让更多的资源向优秀的报业集中。纸媒的生存和发展最终只依赖两个因素——钱和人,在竞争中获得市场收益,用收入和事业赢得人才。 从纸媒到内容提供商 难道纸媒的命运永远是做印刷品吗? 如果我们仍然把自己当作行政体系的一个附属部门,当然这个问题毫无异议。如果纸媒将自身视为一个营利部门,那么,纸媒的未来的天空反而更加广阔。 IBM的转型是个明显的例子。当IBM把个人电脑部门卖给联想之后,不做电脑IBM在做什么?什么是IBM?IBM的是全球顶级咨询服务商,它的赢利一直持续增加。不做印刷品的报业同样也可以赢得读者,赢得市场。 纸媒的资源禀赋是它长期以来积累的关于新闻和资讯内容采写、制作和传播的经验、信息和知识积累,以及稳定而有传承的新闻制作团队。基于此,无论媒体样态如何变化,优秀的纸媒团队仍然是最先把握传播规律人。 对于那些有野心的平面媒体,突破行政区域的藩篱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这一方面,陕西的《华商报》和江苏的《现代快报》做出大量的极其有意的探索。创办于1997年的《华商报》在陕西市场取得成功后,不断输出管理制作团队和市场化的办报理念,先旗下已经有《新文化报》(吉林)、《华商晨报》(辽宁)、《重庆时报》(重庆)等系列媒体。《现代快报》则在宁波办起了《现代金报》。 毫无疑问,与同区域的差异化竞争相比,跨区域的连锁报业更具有扩张性和成长前景。尤其在一些二线城市和地级市,报业仍然有深耕市场的潜力。同时,网络化、集团化的优势,也将大大降低采编成本。 平面媒体更具挑战性的未来,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以新闻为主的超越媒介形态的内容提供商,而不是一个印刷品的提供者。 过去几年,中国最高端的阅读者已经把阅读对象从报纸转向互联网。在信息泛滥之际,英国的《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取得相当大的成功,路透社也随后开通了中文新闻服务,其中尤以《金融时报》中文版最为成功。 在互联网的最初十年,中国纸质媒体是应对的姿态来面对新媒体的挑战,普遍开设网站和内容的电子版,增加了不少运营成本,除了扩大影响外,鲜有从电子版获得广告收益。 最重要的战略失误是,纸媒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资源禀赋(加上部分特许权力),完全可以成为最好的内容提供商,从而沦为门户网站免费的内容提供者,甚至为在门户网站的头条二条去争宠。 《财经》杂志是纸媒网络化的积极探索者。《财经》杂志的网络版大大突破了纸媒的时效限制,以准确及时的新闻覆盖了一批高端读者。2008年,《财经》网又进一步推出了独立制作的视频内容,将技术的优势大大发挥出来。 同样,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创办的《新民网》则成为上海本地最快捷的传播媒介,也开始本地视频新闻的独立制作。 下一波媒体革命的浪潮已经开始,竞争的战场将是3G网络和无线城域网,信息媒介将以个人移动终端为主体,用户将更便捷的获得信息。这些终端包括3G手机(及其升级体系),无线城域网的PDA等,媒体样态将覆盖图文,视频,网络互动和游戏等等。 基于广告在个人移动终端的准确到达,纸媒赖以生存的广告资源增长空间将大幅压缩。因此,面对纸媒的生死劫数,纸媒除了深耕地方市场,也应该完成自我转型,从一个印刷媒介的制作者,转型为专业化的内容提供商。 8月29日 感谢普京大帝,欢迎新冷战开始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昨日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这一惊人之举招致了美国和欧盟的广泛批评。 和西方迅速承认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不同,整个西方世界在努力阻止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但是,这两起地区独立事件让整个欧洲的战后版图再次动荡起来。 一直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外交外交关系的中国,也对此表示“不安”。正在召开的上合组织(SCO)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晤讨论了格鲁吉亚冲突,但双方没有公布任何谈话内容。 北京的“不安”表明,双方没有在这一问题达成共识,甚至梅德韦杰夫没有取得北京的理解,否则北京就不会“不安”了。北京一贯反对分裂固有的国家,因为这意味着,按照这个逻辑,西方可以支持和承认它内部的西藏和新疆分裂势力。 真正应该“不安”的是欧洲。英国首相警告说,梅德韦杰夫对“一场新冷战”负有“重大责任”。显然,欧洲从俄罗斯与西方强烈的对立中嗅到了冷战的味道。 俄罗斯和西方迅速加深的对立情绪,反而能缓解各国对北京“后奥运时代的忧虑”——西方一直担心中国崛起会挑战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在29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国用3个“和”来纾解世界的忧虑,以示其主张的和睦、和平、和谐道路不会对现有的经济政治秩序构成挑战。 尽管我们相信人类的理性不会让东西方关系回到冷战时期,但是这种新的格局如果持续下去,对北京来说,显然是一件好事情。高加索的炮声传不到北京,但无论俄国,欧洲或者美国,都需要国际大家庭的新成员中国的支持。 从尼克松访问北京开始,北京一直在冷战格局中寻求自己的利益,从交恶的中苏关系到与美国的近乎同盟的联系,以及后来在美苏、美俄中的平衡策略,都使得北京大体上获得利益最大化。 过去三十年,北京一直奉行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主张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在中国内部,一些势力认为崛起的中国应该抛弃这种战略,而另一些人则担心欲求“韬光养晦”而不得,不得不陷入复杂的国际争端中,影响既定的发展战略。 如果俄国和西方的关系如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蜜月一般,所有的压力都会转向北京。或许北京可以舒一口气了。 感谢普京大帝,欢迎新冷战开始。 7月28日 “三个代表”的“天命观”新政反思录二 “三个代表”的“天命观” 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三个代表”毫无疑问有它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作为一种单向的政治主张,“三个代表”无法回答它在形式逻辑上的另一面——谁来判断、用什么方式判断党是否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根本利益? 进而当党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根本利益的时候,社会治理出现类似于瓮安的黑金政权,人民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民主社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威权主义者、“三个代表”都无法回答和解释这个问题,因为答案是革自己的命。 也因此,我们看到,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和判断原则的“三个代表”,正在和已经演化为一种天命观。那就是将“代表”作为一种结果而不是主张,认为党“天然的”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一种宣传策略,这种天命观制造形成了一种上下呼应模式来自我论证。高层说我们要“代表”,宣传系统和底层官僚则回应成我们“代表了”。进而要求更底层的民众无条件的服从这种代表。 但是,作为一种天命观的“三个代表”已经无法回答任何现实问题,比如腐败、权力“苏丹化”、治安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在贵州瓮安得到全面的体现。 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只有主张者自己去努力实现,这种主张才有历史价值。否则,再华丽的皇冠,无非是风吹草帽一场空罢了。 7月26日 关于《赤壁》中小马“萌萌”取名的考证网上传的关于赤壁中小马叫“萌萌”的考据,三个感觉:1.互联网真伟大,2.闲人真多,3,牛人不少。 《赤壁》中小马取名叫“萌萌”,这个很像小女娃的名字和荆楚有什么关系,有人给出了堪称史上最“牛”的答案。 7月21日 分析性报道的应然和必然按:这是给《青年记者》7月号·上写的刊首语,留个纪念。编辑给了700字的限制,茶碗里跳芭蕾,很好玩。 分析性报道的应然和必然 朴抱一 一个记者不可能一辈子只写豆腐块那样大的小稿子。报道做深入了,就得做分析和判断,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找专家,但是专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优秀的记者应该根据深入的多角度的采访去分析判断,而不是只跟着专家走。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报道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报道事件的发展却和它的论断相左或者相反,原因是什么? 我们把分析性报道的论断分为“应然”和“必然”两种结果:按照社会期待、学术理论或者公共诉求“应该这样”,称之为“应然”;根据事件发展的内在规律,事物“必然这样”,称之为“必然”。弄清这两个概念,将有利于对复杂的新闻事件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2004年前后,宏观调控开始,以易宪容和谢国忠为首一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房价将大幅下跌三成,一些媒体也持这样的观点。但事实上,随后的房价涨幅远远超过三成。 我毫不怀疑易宪容先生和那些同行的品质,但是他们根据收入房价比等一系列指标分析的房价走势,并不符合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利益格局。他们所谈的结果是“应然的”,而非“必然的”。 这并非说“应然”没有价值,相反,“应然”代表了公共诉求和社会期待,代表了更高的规律性的方向。因此,媒体既要告诉公众房价“必然”地涨,但是更要告诉公众“应然”地跌——高房价透支了公众的支付能力并孕育金融风险。 如果这个例子不够确切的话,更多的例子是在公共政策报道中,我们往往会参照很多国外的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就是“应然的”,而我们现实的“必然”可能与之相左。 一个报道要准确把握必然趋势和历史的“应然”诉求,首先要记者摆脱个人立场的限制,对自我表达的欲望有所警惕;其次是要尽可能多地获取资料和采访各方优秀的意见领袖,去伪存真;当然,最重要的是,媒体人自己努力学习,把东西吃透,让自己成为专家。 7月20日 干女儿的来信7月15日 飙车太快,跟不上时代新政反思录一:飙车太快,跟不上时代 这几天和著名的时政记者“林时政”林楚方先生聊到了数年前许多媒体鼓吹的“新政”。 在奥运祥光普照,九州烽烟四起的和谐与不和谐景象下,回味许多媒体同仁当年对“新政”的憧憬 低头一想,不知道当年“新政”的影子还在哪里,用钳制言论、压制民怨制造所谓和谐社会的盛景,终于在瓮安和上海闸北露初狰狞面目,整个社会付出的成本代价之高,足以令人心痛。 于是低头改了MSN昵称:新政已乘黄鹤去,和谐三载空悠悠。 很不幸,2003年前后,我曾经服务于两家鼓吹“新政”最得力的媒体《21世纪环球报道》和《瞭望东方周刊》。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我对曾经所谓“新政”保持了一些常识性的冷静——我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并不能随新妆的皇帝而改变。我们所求的是制度性的变革,而非人的善恶和流动。 在某次同仁会议上,当年轻的记者对“新政”的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我引用明史的做典,讲了一些很不合时宜的话,后来成为一篇文章,题目是《崇祯何尝不忧国,形势总是比人强》。 当时有位师长很善意的劝我,不要飙车太快。我戏称为:飙车太快,跟不上时代。但是,一个新闻人即使每天接触所谓的新的事物,那些深藏内心的永恒价值和理想却不能随波逐流地轻易抛掷。 西谚云:毒树不结正义之果。这是一个起码的政治常识,值得每个时政记者记在心里。媒体的文人总会充满热情,但同样也会患上媒体的幼稚病,这种幼稚病在历史老人看来,充满孩童的天真,但也难免某些某些个人的投机色彩。 毛泽东批水浒,可谓目光如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许多号称自由主义者、宪政主义者的新闻人,往往对明君良相心存幻想,在皇帝的新装前放弃战斗的笔,变成婉转的百灵歌唱起来。 过去七年,财政从1.5万亿增长到5万亿,民生主义者所畅想的全民福利仍然遥遥无期,倒是政府大楼越盖越多;共青团背景红遍全国,党政一体化的走向,不知道立宪派作何感想?可以问的还很多,让我和谐地活着吧。 现在西藏也闹了,警察也杀了,瓮安也暴动了,奥运也上演了,我不知道这样的歌唱还要继续多久。我只是想提醒我昔日的同行,挺直你曾经屈下的膝盖,准备战斗吧。
预告:反思录之二:被废掉的现代社会四大名器 7月5日 换个体位好吗?(转一个香港媒体记者在瓮安的采访感受)
按:这是邓飞兄在瓮安采访的笔记,值得一读。 令人抓狂的瓮安宣传
7月2日 转网友诗作《江城子·628》转,网友诗作 江城子.6-28 自杀难免情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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