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献给丁子霖
文章摘要: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June Fourth」，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作者 : 龙应台,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June Fourth？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June Fourth」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June Fourth」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June Fourth」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June Fourth」，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说，「June Fourth」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June Fourth」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June Fourth」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3
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来，欧洲人忘了「June Fourth」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说，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June Fourth」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June Fourth」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June Fourth」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June Fourth」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人或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June Fourth」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June Fourth」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June Fourth」，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九在两年前纪念「June Fourth」的文章中有一句话：「『June Fourth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June Fourth」，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June Fourth」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June Fourth」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June Fourth』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维吾尔在线”被伊力哈木当作自己的儿子。
　　“维吾尔在线”的办站宗旨是“认识维吾尔历史，弘扬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推动对外 开放，促进维吾尔自治区发展”。不过，伊力哈木对我介绍，除了拾遗补缺，为维吾尔人搭建一个汉语门户网站外，使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有个了解、交流的平台， 是最重要的考量，因为通过网上文字交流，可让那些无从全面了解维吾尔人的汉族人，能有了面对面的机会。
　　每次我们见面，他必谈到“维吾尔在线 ”，每谈到这个网站，他一定要在“我们维吾尔在线”几个字上加重语气，其热情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把大量业余时间倾注于此，论坛更是花费他极大时间，只 要有时间，几乎每个帖子、每次争吵他都要认真点开看。他几乎熟悉每个ID的观点和最近说了什么。
　　我在“维吾尔在线”注册发过几篇文章后，他再 和我聊天，完全把我当成和他一样整天泡在这个论坛上的人，兴致勃勃地谈起某个ID某个争论。其实我并不经常造访，我登录论坛，时间也更多地花在仔细看那些 与新疆问题有关的长篇论文或资料上，因为在我看，大部分争论文章几乎不含任何营养，它只陈列和展示双方的偏见和狭隘。可是，当你面对那个热烈与你交流对他 儿子看法的父亲，我只好对那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事频频点头。
　　他真是爱这个儿子，甚至他在说某某某ID一定是“五毛党”时，都兴奋得满面红光，在他看，多个“五毛党”入驻，说明真是有影响力了。
　　我曾经是个优秀的论坛版主，用超凡的精力和热诚很短时间内让自己掌管的论坛兴旺起来。但那是在8、9年前，到了今天，我不但平时各种乱七八糟的爱好和活动多，经常要去访问的网站也多得顾不过来。
　 　在我的文章屡屡被伊力哈木从我的博客转载到在线的论坛后，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羞愧，终于下了狠心，答应做个认认真真的版主。惭愧的是，我自律性如此之 差，我的热情维持了两三个月，在经历一次网站关闭后，等到再恢复，我只是偶尔点个卯。我只能这样给自己找解释理由，因为网站关闭太频繁，所以上“维吾尔在 线”很难成为一种固定习惯，尤其是今年最后一次关闭，持续之长，到它在海外设置服务器再度运行后，我一次也没有访问过，只在7月5日深夜，通过代理服务器 艰难地爬了上去。
　　如果从增进维吾尔族和汉族的互相理解这个任务看，我觉得维吾尔在线的社区的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甚至我没有看出论坛上活动频繁 的ID们，在互相理解上有什么明显改观。这个论坛社区上，内地汉族的ID约占一半，甚至更多，在我看，汉族ID上来确实是为好奇所驱动，但表现却像压根就 没有去理解和倾听维吾尔人声音的打算，因为他们要忙着与民族情绪做坚决斗争。很多时候，论坛看上去就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被零零碎碎搬了上来。而 维吾尔族的ID，你同样可以看到很多人身上有着浓重的《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的痕迹——《环球时报》上“西方”与“中国”被置换成“汉族人”与“维吾 尔人”。同一个系统教育出的两个民族，在此相遇往往会以互相扣帽子而告终。
　　伊力哈木非常期待的有大量维吾尔族人参与的情形，更在现实面前严重 碰壁。在新疆坐办公室的人，看到“维吾尔在线”论坛上火爆的话题和争论，多半先会被那些标题吓住，所以，“维吾尔在线”社区，游客远多于注册的人，注册的 人中，真正活跃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你别看他们不发言，他们只是怕丢了饭碗和乌纱帽而已，我们新疆很多人其实都在看我们维吾尔在线的。”伊力哈木很有成 就感。
　　伊力哈木也许是对的。以我的长期泡论坛经历，观念一开始就有巨大分歧的人，一旦争执，从来不会一方承认另一方的观点，双方争的不是事实 如何、逻辑如何，而是谁胜谁负。即使一方当场将另一方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输掉的一方只会选择机会再来。然而，争论过程中，双方已经悄悄完成了部分事实 和立场的交换，即便一个ID与另一个ID从此结仇，他也会无意中受到对方的影响。交流的真正作用显现，是在争论双方离开争夺胜负的现场，回过头与自己的“ 同志”碰撞之时，这时，他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从对手那里悄然接受的东西传播出去。公开的争吵最终一定会在参与者中形成某种普遍的共识，而隔离争吵，则永远没 有共识。
　　“维吾尔在线”头两次被关时，伊力哈木难受得简直要疯了，我甚至能从电话这头听出他想从胸膛里扯出什么来。我开始担心他这种情绪极容 易受刺激的性格，在这种时候我发现，其实他是个非常固执很难做出妥协的人。直到有一次，他终于学会语重心长地教育下令网站立即关闭的小办事人员：“维吾尔 在线”是手续合法的正规网站，得到自治区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是展示我们国家开放和民族政策一扇窗口，你把它关了，正好给西方敌对势力以口实，你意识到 了它对国家形象的损害么？这样的责任，谁都负不起啊。
　　当伊力哈木开始习惯自己的宝贝儿子一次次要求“被自杀”时，他这套将“维吾尔在线”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形象的说法已完全失去作用。
　 　使他情绪急剧低落甚至气急败坏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网站被关闭，一个是被请去连续喝好多天茶。他状如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原地转着圈圈，满嘴“ 王八蛋”地痛骂小小的办事员、小小的官僚竟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我就要打开网站，我看他们能怎么着，我还怕他们抓起我去坐牢么？”
　　伊力哈 木是个总能顽强地乐观起来的人。上次，他可能和我整整唠叨了两个小时对网站被关闭的愤怒，下次去，他会像在井冈山茨坪的毛泽东一样向你描述起他想创办一个 搭建中国与中亚贸易平台网站的宏大的愿景。他可以募集到多大规模的资本，可以有多大的辐射影响力，地方可以选在哪里，办公楼会怎么样，又多少各个民族的青 年精英在这里能找到工作，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似乎明天就可实现。
　　他突然会冒出一连窜金光闪闪的创意，比如哪些汉语世界的网络工具，可以被翻译后，在完全空白的中亚国家拥有广阔市场，他放佛身后有一面巨大的地图，他随时起身不断在上面插上旗帜。——怎么样？我这个主意不错吧，我们维吾尔在线可以做得事情多得狠！

　　七

　　我宁愿天天听伊力哈木在我耳边赞美维吾尔人，也不愿多听一次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
　　我记得只有两次伊力哈木紧攒拳头谈起他的“维吾尔人需要大死大生、大灾大难”，此前，我已在“维吾尔在线”看过他那篇写得零零碎碎不成文章的文章。
　 　夜深人静时分，听他民族反思，我看到屈原、陈天华、王国维、茨威格们不死的灵魂在我们俩的身边舞蹈。他面孔扭曲，咬牙切齿、呼吸急促、双眼喷火、浑身发 抖。他像温柔地撕裂自己的皮肤般细数着这个痛恨着的深爱着的民族，这个堕落的民族、这个犯罪的民族、这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这个被绝望淹没的民族、这个被仇 恨诅咒的民族、这个被艾滋病浸透了血液的民族、这个应当为自己羞愧而死的民族、这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这个只有死过一次才能活过来的民族……
　　在 网上，他经常也会为给内地汉人造成强烈恶感的维吾尔人的小偷、吸毒、敲诈问题解释辩护几句，当我谈到人们认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享受了太多优惠政策 时，他会激动地说起很多民族政策的扭曲事实与真相，但他谈到维吾尔族社会异常痛苦的现代化转型困境时，他会一点一点细数维吾尔族精神上的堕落和麻木，数到 每根骨节都喀嚓做响。他痛恨那些不但把自己变成犯罪分子，还把孩子们也变成犯罪分子的“口里齐”（“口里”意为内地，“齐”在维吾尔语中有“者”或从事某 职业的意思），痛恨那些绝望中拥抱极端主义宗教的人，痛恨那些幻想着独立后只要把新疆的石油卖给西方人就可像科威特人一样只管享受的人、他痛恨那些把自己 的同胞当作要钱要权工具的官僚、痛恨那些对自己民族的痛苦麻木不仁却只盯着自己饭碗里二两肉的知识分子——你看看，全世界有哪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 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下由一个纯朴乐观善良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令人不齿的堕落、绝望的民族？
　　伊力哈木对某些民族政策恨得咬牙：我们在变成什么样 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现在却是盗窃、吸毒最多的民族。一个维吾尔人，他去偷去抢去犯罪，没人管没人抓，但如果他去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 宗教问题，去反映现在真实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他去关他。他掉到水里快淹死了，喊救命，警察路过不会管，他喊一句反动口号，警察立即会跳 到水里把他抓起来。那些维吾尔的特权阶层，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自己向汉族人索取特殊权力利益的人质，那些汉族特权阶层，也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要挟 中央的工具。我公开的时候，当然要骂中国民族政策王八蛋的地方，但对你自己的民族，你不能让大家把一切都怪在汉族人身上，去从别人那里找借口，一个民族如 果对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找到了借口，这个民族就是个最不幸的必然要灭亡的民族。我要是共产党，我给你独立，我要看着你堕落灭亡的笑话。自强者，天助之，不是 吗？
　　你上次也给我讲，浙江人怎么起来的，台湾人怎么起来的，不就是靠传统的标会聚集原始资本吗？我也给你讲过我们维吾尔族也有个和标会一样的 互助集资的工具，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个分羊的仪式，由发标的人分羊。但是你看温州人起来，生意做到新疆来了，我们维吾尔人在干什么？历史上，我们维吾尔人 在做大金融大买卖的时候，温州人算什么呢？过去汉族人什么时候生意有我们维吾尔人做得远？但你看看我们的有钱人，汉族好的没学到，坏的全学到了，有钱了不 关心教育不关心未来，去行贿去吸毒，我们是身体上在吸毒，精神上也在吸毒……
　　我很恐惧这样的时刻，当他细数着自己可怜可恨可悲的民族时，对我这样一个默默的听者，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我被一种巨大的悲怆的力量紧紧地压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按照我们爱国青年的惯常标准，伊力哈木是个不折不扣的“维奸”。曾有一位网友让我辨析一个叫“罕见”的人的言论，并问我如何看待此人起名“罕见”，我回 答道：“起汉奸（罕见）这样的名字，显然是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今天被骂成‘汉奸’的人，内心是真正痛彻地爱着自己的苦难民族的，而这个民族之苦难，多有‘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原因，最后，‘汉奸’是种智力和精神上高贵的尊号。”
　　伊力哈木不是个好穆斯林，烟不离手，因为身体不好，酒比以前喝 得少多了。关于宗教，伊力哈木知道维吾尔族被汉族人歧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穆斯林的普遍偏见。虽然他知道我并非那种对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心存偏见的人，伊 力哈木还是喜欢对我一遍遍反复强调。维吾尔族是突厥人，不是阿拉伯人，整个突厥语世界都很世俗化，没有哪个突厥民族国家是被宗教极端主义左右的，中亚有些 突厥民族甚至也吃猪肉。
　　伊力哈木说起过网上流传关于巴勒斯坦人和疆独的互相勾兑的文章，意为中国政府一直在饲养白眼狼。他说这肯定是个无知的 愤青造谣帖，想当然地以为维吾尔人会和阿拉伯人有什么亲缘关系，维吾尔人当然也会同情巴勒斯坦人，里边除了宗教情感外，更有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在他熟悉 的维吾尔人里，虽然同情巴勒斯坦人，但显然普遍更喜欢犹太人。
　　我很怕与他说起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因为它比起汉族人的“西化”要纠结复 杂得多。一个愿意用最大的诚恳和理性去辨析的人，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因为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纠结，不可避免地要与汉族与维吾尔族的 关系紧密缠绕在一起。维吾尔人由传统的农业和商业民族走向现代工商业民族，汉族人肯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肯定也起到了刺激性的反弹作用。
　　一个肯定和希望汉族人能继续起到积极正面作用的维吾尔人，同时又看到了在汉族人普遍的观念中，维吾尔族只是一个“能歌善舞”、充满“异域风情”的、可供旅游参观的、日益将生活在橱窗中的民族，其内心的苦痛挣扎可想而知。
　 　在看待维吾尔的传统宗教和文化问题上，伊力哈木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他似乎没有力气去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只是偶尔谈过，宗教如果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只起到 一个民族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源头的作用，那就很好。至于民族文化，他觉得他以往在这个方面发言很少，他要好好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今天的维吾尔人不 可能因为十二木卡姆、因为突厥语大辞典、因为福乐智慧受人尊敬。犹太人就不是因为《圣经》、《塔木得》受人尊敬的，如果犹太人只有前人的创造，犹太人和维 吾尔一样不为人所关心。
　　“唉，我要是可以分出几个哈木来，肯定会写出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根本考虑不过来。”
　　伊力哈木推荐我认识 了一位“我们维吾尔人的拉什迪”，他希望我能好好宣传一下他这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同胞。“拉什迪”能写非常优美的汉语诗歌和散文，但他的文学作品都是维吾尔 语的。我很惭愧，维吾尔人在汉族人心目当中，普遍只是与“小偷”、“好打架”、“恐怖分子”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甚至连这些汉族人最关心的问题，人们都无 法公开谈起，他的“安拉已死”又会有何人关心？
　　“拉什迪”抱怨，从沙特过来的宣扬“瓦哈比”宗教极端主义的东西可以公开出版没人管，而他的对 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批判的东西，却不能公开发行。这是我完全无法探知的一个世界，我没有语言，只能默默听他。这种被两种极端力量层层压抑覆盖的夹缝中努力 用笔挖出一点点可以呼吸的洞穴的人，我无法公开对其表达敬意。
　　我觉得，有沉默寡言的“拉什迪”在场，伊力哈木的精神压力和负痛会轻很多，至少他会自觉地为自己悄悄地卸下一些东西。他经常会完全不顾“拉什迪”的腼腆和紧张，罗尽世上最华丽的语言，向我拼命赞美就坐在他身边的民族的骄傲。
　　其实，“拉什迪”们非常担心人们谈起他。汉族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心中的怕。

　　八

　　在维吾尔在线，曾有一位远比我投入更多精力管理论坛的汉族人，他是我的同行。他只是看到过伊力哈木的文章就被伊力哈木俘获了。
　　我很 多次会下意识地提醒自己，我要时刻警惕伊力哈木，我不能被他蛊惑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方向。他是个巨大的黑洞，我只是个路过被他的引力俘获的小行 星，我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地绕着他转，绝不可一时冲动被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很多次，我会突然打断他的话，告诉他，现在我在提醒自己，你是个拥有邪教教主魅 力的家伙，我不能被你给施了法术。好了，你可以继续说了。
　　这种时候，伊力哈木会盯着我笑起来。
　　“唉，你帮过我们很多忙，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其实吧，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很少，我不想麻烦你的，但你还是可以帮我们多说说话，多宣传宣传我们的网站。”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伊力哈木。他要教书、他要办网站、要救助维吾尔流浪儿、要赞助支持一些维吾尔孩子求学、要支持维吾尔人维权，他还生意要做，甚至他还在股民论坛上写文章——“你不知道吧，我在那个论坛，很多人崇拜我的”。
　 　伊力哈木曾离异，前妻留给他一个女儿，这个在北京读书的漂亮的小女孩儿我只见过一次（伊力哈木给她起名“维吾尔利亚”，让这个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孩子永远 不忘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民族。——这个名字曾引来质疑和责难，伊力哈木说，我当时就是要给她起这个名字。说起此事时，正值户籍档案电子化、各地纷纷出台起名 规范化的草案。伊力哈木介绍，为使维吾尔名字与汉语译音规范化及电子录入方便，地方出台了一个维吾尔标准名字的东西，维吾尔人起名，只能从那几百个里边 选，如果一个有文化的人想给自己孩子起个表中没有的、有新意的名字，理所当然会被拒绝。你们汉族人以前可以叫“卫华”，现在可以叫“嘉豪”，维吾尔就永远 只能叫“买买提”？）。这个精力旺盛容易亢奋的人，有段时间身边只有那个追随他的学生和他妹妹照顾他。我觉得这样的人的单身生活不但节律无度易损健康，而 且情绪也非常容易剧烈起伏走极端。我曾经还试图介绍一位很优秀的维吾尔族女性给伊力哈木认识，可惜对方对伊力哈木毫无兴趣。
　　我知道伊力哈木有时眼睛望着我时，想说什么，不过，他总是欲言又止。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具有某种力量，但却克制不用，本身也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伊力哈木说，北京有藏学会，什么时候有过维吾尔学会？到处有人在关心西藏问题，没有谁在关心维吾尔问题。藏族人有王力雄，王力雄有唯色。我们啥都没有。 藏族人的生存处境比我们好得多，国家每年对西藏是倒贴，而新疆是倒过来的。但人们同情藏族人，歧视维吾尔人，汉族的官员老板整天围着各种活佛打转转，我们 呢，汉族人碰到的不是卖羊肉窜的，开饭馆的，就偷钱包的、吸毒的。你知道刘志霄（《维吾尔通史》汉语、维吾尔语版的作者）吧，他做报告的时候，他的维吾尔 语里借用汉语的词汇比我们还少，他死的时候，我们维吾尔人排着队为他送葬。当然，我们维吾尔人自己也不争气，我们缺少能用汉语写文章的人，我们学社科专业 的人少，我们的声音发不出来。我们其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可我们维吾尔人没有像你这样能写的，藏族人不但有王力雄，他们自己也能写，他们的声音能进入汉族 主流社会，我们没有。
　　“嗯～，你要帮帮我，帮我培养出几个像你一样能写的维吾尔人。”我当然愿意，但我能做的，只是如果有维吾尔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我可以业余时间多交流，但我很难想象我介绍一个维吾尔族学生到市场化媒体时，会碰到怎样古怪的表情。
　　伊力哈木迅速地在自己培养自己，他让我每天把我订阅的《南方都市报》评论邮件转发给他，他要一篇篇仔细阅读并转载，偶尔，他也动笔写。“有一天，我们维吾尔在线也要像《南方都市报》一样，每天有我们自己的评论，我们不但要批评他们，还要拿出建议给他们。”
　 　许多维吾尔在线的朋友经常提醒敲打伊力哈木，他在新疆的朋友们也提醒他，——随着维吾尔在线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他的话语权随之被放大。同样的话以前说和 现在说，效果已经完全不同，很多人劝告他，说话不要太放肆，不能再向以前那样口无遮拦。这种劝告对伊力哈木似乎是无效的，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经常不分场合地 攻击地方领导。
　　伊力哈木并不总能做到他极力想做到的理性。譬如他曾在分析民族政策的由来时，有时会倾向于阴谋论的解释，作为一个帮观者，我并 不认为那种逻辑经得起仔细的推敲，就像所有中国人在试图证明自己凭空的动机猜测有道理时，都会举珍珠港的例子一样。有时候，我知道去反驳珍珠港的例子并不 成立（航母是海军最重要的兵器，是珍珠港袭击成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共识，当时罗斯福等认为海军最重要的武器是战列舰而非航母，罗斯福知道偷袭阴谋把航母调 出让日本人扑空的说法显然不合理），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同处境的人，在解释同一问题时，会有完全不同的倾向，与逻辑能力与见识无关。
　　 事实叙述的真实性，在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符合不同人群共同生活经验的、可传播的观念和事实，需要抽离具体的情境，甚至要有身 份能完全超越的人才能得出，对维吾尔人、对藏族人、对汉族人（相对西方世界）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身处其中并被强烈煎熬，却能做到这一点，就实在有点非人 类了。
　　邱晓刚曾这样总结：“人们常常对弱小一方许多年后还努力维持仇恨的做法不解或非议，然而考虑到他们除了诉诸道德别无平衡之术，也许该给他们更多的同情，一个处境逼仄的群体，其心理不可能不是狭隘的，这需要理解。”
　 　自去年奥运之后，伊力哈木情绪败坏的时候明显增多，当然，也因为他被带去喝茶有关。那段时间，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他支持鼓励那 些在北京入住酒店被拒绝的维吾尔人去打官司。——在他看来，北京与新疆相比，就像美国与中国相比。他常说，北京的国安也好国保也好警察也好，都有非常好的 修养，知道文明执法，尊重程序，他也只敢躲在北京胡说八道。他曾自嘲，是不是我没出息，在新疆我肯定不敢批评政府，我现在经常都不敢回新疆。但是在奥运期 间煽动打官司控告民族歧视的，无疑是非常犯忌的行为。
　　有一次我到他家时，他才刚刚结束喝茶，情绪极为低落，他说我已经做好交代家产该分给谁该怎么管的准备，我想我是不是该去坐牢了，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啦，我都说你们还不如把我拉出去枪毙算了。唉，我的这个脑子已经快不行了。我坐牢也好，枪毙也好，总算解脱了。
　 　年初，伊力哈木有次电话里突然没头没脑的说，如果现在有人说要去炸汽车，我会说我不拦你们，去死吧，大家都死了才会有人在乎你们，唉，我不怕监听，我就 要说给他们知道。听到这次伊力哈木被捕消息后，一位朋友说，他心里很难受，因为有天伊力哈木在ＭＳＮ上说，我们的人民要流了多少血泪你们才肯关心我们？他 无法承受这份沉重，把他删除了。
　　在这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一种同情和理解，当一个人、一个群体无法知晓另外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处境和感受时，同情甚至都是浅薄的，仅仅是出于一种对自己良心免于不安的反应。
　 　今天，我曾试图回忆与他最近相见的细节，寻找到他会因情绪日渐失常观念变化的迹象，没有。虽然，他年轻的妻子和2岁的儿子突然被从阿图什接来，让我想起 也许他是在做最坏的准备。但我记得最后一两次见面时，他曾兴致勃勃提出建议，等他再准备好一些资料，把一些想法厘清，由我执笔帮他系统整理记录他的观点， 出一本书。“我要自己开印，既要让汉族人听到我们维吾尔人真实的声音，还也要影响那些脑子不好使的家伙，怎么样？我这个计划想了很久，这次咱们一定要把它 做出来。”

　　九

稍早前，我曾经在一个演讲中指出，为避免经济剧烈滑落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性破坏，“保增长就是保政权”。因此，为防止经济的进一步滑落，中国政府将采取一切手段阻击和减缓经济大幅滑落。

这就是过去几个月来，我们所看到四万亿、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以及正在执行的种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中国政府的高级高级官员甚至公开说，“我们的子弹还很多”。

2008年11月公布四万亿计划以来，中央财政在春节前累计已经完成投资2300亿元。2009年，根据四万亿规划，总投资大约为2.31万亿元，而且其中1.59亿元投资属于原十一五计划中就确定的项目，新增投入只有7100亿元。

事实是，2009年财政增加投资约5000亿元，但2010年则没有新的增加值，基于对流动性扩张的担忧，央行在2009年春节之后，也已经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货币回笼。

过度的信贷扩张并不能带来经济复苏和繁荣，只可能让我们刚刚爬出经济危机的冰窟，又掉进通货膨胀的泥潭。

我们假设中国政府会尽一切可能来抵御经济危机的影响并且卓有成效，那么，现在要讨论的是哪些因素是北京所无法左右的？

一。北京的经济刺激计划无法改变美国和欧洲需求。虽然奥巴马总统制定了庞大的经济复苏计划，但同样需要时间。未来美国的消费占GDP比重将从77%降低到68%左右。美国的消费复苏可能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并且美国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已经跨入退休的门槛，储蓄和消费处于下降阶段。同样，欧洲的消费需求恢复和增长仍然需要时间。

二。北京的经济刺激计划短期内无法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过去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所积聚的巨大产能在外贸萎缩的情况下，短期内不可能被国内市场所消化。 相反，外贸的萎缩导致工人失业、收入和收入预期恶化，其结果是国内消费的萎缩而不是增长。

三。北京的经济刺激计划短期内无法大幅度提升国内消费。经济刺激计划仅仅可以用来对冲因金融危机造成的消费增长速度的减缓。过去十年，政府一直致力于增加消费，但实际上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以每年1%的比例在下降。

2009年1月，人民币存款增长22.98％。当月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1.51万亿元，其中居民户存款增加1.53万亿元。这意味着居民为抵御经济危机不得不增加储蓄而不是消费。

包括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内的经济刺激政策，都存在着两个 不可持续的方面：首先，以财政投资代替消费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其次，依靠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增加投资的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从而，任何乐观的预期，都将以泪水结束。

【提要】：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市场需要经过至少三个阶段：去杠杆化、去库存化和去产能化。

恐怖已经过去，真正的艰难刚刚开始，未来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产能过剩和企业的低利润（甚至亏损）运营。

中国宏观经济处于什么状态？

2月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伯采访时指出说：“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我们将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及时果断出台新的措施，使所有这些措施的效果产生在经济衰退之前。”

“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这应该是中国政府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温家宝在2009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这一判断。

但是，2009年的前三个月，部分经济数据好于预期，资本市场也开始回暖，关于中国经济复苏、V型翻转的言论亦开始不绝于耳。经济到底是V型翻转，W复苏，还是M下滑或者处于这些轨迹的什么位置，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

但我认为，经济复苏为时尚早。

以钢铁业为例，从2008年9月开始，钢铁价格崩盘。2008年10月全国71家大中型钢厂有42家出现亏损,亏损面达到59.15％。全行业2008年四季度开始限产压库，到年底去库工作开始收尾。企业开工率从2008年10月的30%，恢复到2009年2月的90%。

尽管有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钢铁的巨大需求，但市场需求并未完全恢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月23日在新闻稿中称,中国2008年底粗钢产能达到6.6亿吨左右,相较于实际产量,产能严重过剩约1.6亿吨。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钢铁业基于四万亿的利好预期使得各个环节重新积压了库存，钢铁价格又在下滑之中。

大多数行业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积压的原料或者库存因为价格剧烈波动不得不清理供应链。现在，尽管应急和清理阶段结束，但是整个行业的产能过剩的状况并没有改变。

我们可以把2008年四季度到2009年初看做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应急阶段，经济急速下滑的趋势减缓，但仍然没有到底，更不是谷底反弹。恐怖已经过去，真正的艰难刚刚开始，未来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产能过剩和企业的低利润（甚至亏损）运营。

同样的，资本市场出现的回暖，也无法用经济复苏来解释——尽管过去2个月，A股市场的上证指数已经上涨了超过20%。但上涨背后是货币供应量和信贷余额的大增，而不是企业效益的好转。

根据国家统计局、央行的数据，2009年1月份，货币供应量增长了18.79％。2009年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9.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79％。与此同时，人民币贷款增长21.33％。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2万亿元，同比多增8141亿元。（注）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A股的反弹和经济回暖视为四万亿计划的成绩，至少政府的刺激计划，快速的信贷扩张和投资支付，避免了许多企业的资金链崩溃，从而减轻了经济危机的破坏。

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市场需要经过至少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去杠杆化的过程，也就是减少杠杆使用、信贷的过程；第二阶段是去库存化的过程，企业通过调整预期和供应链来适应市场变化；第三阶段是去产能化的过程，即对不适应市场发展的产能进行压缩，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等。因此目前经济危机仍然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讨论经济复苏仍然为时尚早。

经济永远是在现实中的，只要商场的大多数服装还在拼命打折，去库存化就没有结束，只有去产能化基本完成，经济的疗伤才算结束。

我们认为，包括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内的政策，延缓了经济剧烈下滑对社会经济的结构性破坏，部分对冲了金融危机造成的投资减少和消费萎缩，降低了衰退预期，避免了市场信心崩溃，维护了市场信心。

但是，中国经济的复苏，取决于私人部门投资的恢复和居民消费的增长，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经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改革，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注：本文是3月给某杂志的约稿的一部分，数据截止日期为3月1日，过去两个月，中国的信贷规模仍有大规模的上升。

1.进不了自家门的主人

温总在中南海和基层群众座谈时说:你们是中南海的主人。

【抱一判曰】这些主人大多数是进不了中南海的门的。在没有当家做主的年代，据梁从诫先生回忆，他小时候，冬天是可以在中南海滑冰的。

2.流氓本性

习总在墨西哥的会见华人华侨的时候，终于露出了流氓本性，泼妇骂街一样说：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总之，能丢的连都丢尽了。所谓天朝的储君就是这个水准了，将来还不知道说出什么雷人的话来。

不过新华网的论坛竟然出现：“中国会从容面对外国人的指手画脚”，立意就比流氓习总高很多。

也有部分网民指出，我们并不完美，对待国外的批评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经得起批评。总之，中国人会从容面对外国人的说三道四，走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

【抱一判曰】黄鼠狼下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是自然规律，威权必然在消解之中。石扉客兄说习总缺乏有水平的核心幕僚，深以为然。管不住自己嘴的习总，迟早还会出乱子，立此存照，让历史来检验。

借助前领导人的权威，上海话和它的保护者赢得了一场争论。但是在这场争论中，上海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价值却被破坏了，上海输了。

本地报纸《新民晚报》在一篇杂文中说：“说上海话是没文化”。被一些读者要求道歉，甚至有读者要到报社抗议，最后前国家领导人电话给当地最高领导，随后报纸真的道歉，编辑也被停职。

政治干预让这场文化争论变得极为无趣，随着《新民晚报》编辑被停职，既然政治正确成为一个先验的答案，那么争论就毫无价值并且成为雷区。在金融危机中，一个编辑的饭碗显得如此卑微，再度证明了“屁民”生存价值的困境。

这个结果让上海话的支持者也无法面对，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对本地文化的尊重、爱好，以及对那些充满趣味的方言的依恋——而不是砸了晚报编辑的饭碗。

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文化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争论包括中西文化之争、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以及19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这些公开的思想辩论不但使得上海成为远东的文化中心，也促进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在这些争论中，“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开放”、“文明”被视为城市的核心价值。

但是，一句关于“说方言没文化”的调侃，就要以饭碗为代价，那么这座城市的生机和活力何在？公共空间被压缩的结果，只能带来权力无孔不入，犬儒主义盛行。上海在作为经济巨人的同时，成为文化侏儒。上海输在失去了宽容、理性和多元的海派文化价值，输在权力对公共空间无所不在的侵犯，输在了潜规则对程序正义的遮蔽。

现行的制度和舆论空间足以解决这场争论。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这样的争论不过是屁大点事而已。　　　　　　

如果市民们认为《新民晚报》的言论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们大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争辩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通过争论形成共识。

如果有激进的民众要求去《新民晚报》示威，新民晚报可以接受他们的道歉要求，也可以拒绝。被拒绝的民众也可以去法院起诉《新民晚报》，法官和法律自有公断。

如果市民们对上海话的边缘化不满，他们可以要求市人大立法来保护地方方言。

在法律框架之外，还有市场规则。反对者们也可以拒绝订阅《新民晚报》，用市场规则让新民晚报付出代价，但如果大多数民众继续订阅，则读者用人民币对《新民晚报》的投票，是民意最好的表达。

作为读者，前领导人也有他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必须是和其他读者一致的，而不是通过电话的方式传达，并且以影响一个编辑的前途为最终结果。因此，在制度架构对权力缺乏约束时，权力者更需要自律，只有自律的权力才会赢得持久的尊重。

真理越辩越明，但不是所有的争论都会有一个谅解备忘录，文化的潮流滚滚向前，宽容才是最大的价值。

我们不能期待给权力的利维坦颂善书就能使其自律，历史已经证明，想让权力的狮子不伤人，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关进笼子。

      元宵翌日，诸友网聊，慨叹岁月流逝，韶华不再。随取陈年古越龙山小饮一杯。

      又兼今日感冒在家，回想历年春节元宵，世事沧桑，蚀心刻骨，故作诗以记之。

少年心怀虎，老来独贪杯。

古越十五载，勾践三千秋。

命如青蛾舞，诗作黄酒斟，

戎衣文章事，都成故纸灰。

抱一已丑年元宵翌日

迷失的正义（2）

正义的契约

－－1949和1989之后

西元1787年5月，刚刚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13州的代表们汇集在费城，在乔治·华盛顿的主持下修改执行8年的《联邦条例》。但是三个月后，代表们不仅否决了这个条例，重新制定了一部美国宪法。

宪法开宗明义的说：“美国人民，为建设完美之合众国，以树立正义，奠定国内治安，筹设公共国防，增进全民之福利，并谋今后使我国人民及后世永享自由生活起见，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商务版《联邦党人文集》译文）

美国人可以把把正义写在宪法上，按照我以前学到的东西，资产阶级的这些东西都是虚伪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在满口“正义”的辩论的时候，也许在世界某个地方正在作孽。然而即便如此，1949以后，1989以后，在中国，还有人公开的谈“正义”这个东西么？

在中国的所谓宪法上，已经写上了四个人的名字，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还有一个打着明显个人印记的“三个代表”。但是，唯独没有“正义”的影子，所以这个社会能否实现正义，所以“正义”并不是这个社会的目标，这个社会的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

这也让我想起1905年，清政府派出的五位考察立宪的大臣最后确定的那部《钦定宪法大纲》。同样，这部宪法里边，据说“君上大权”出现了15次，所以今天写5个人名进去的宪法也可以猪黒笑乌鸦。

不过研究历史的朋友告诉我，根据1905年《钦定宪法大纲》，新闻的自由依然得到保障，比如随后慈禧老佛爷和光绪皇帝病重的消息，就每天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而今天的新闻人，你想也休想。

其实，以我脚趾头的意见，宪法作为一个文本，本质上是一个契约，一个赋予权力的契约。人类立宪史上的宪法文本可谓汗牛充栋，所体现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却只有两种，一种是权力来自于人民――被统治者的授权，一种是法统的继承关系，包括历史的宗教的和血缘的。

这样来看今天中国的契约，看宪法的所谓序言，她正在说明这样一种法统的继承合理性。正当性不是来自于“树立正义”，而是历史的正当性，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谈“正义”是理所当然的，不追求正义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1949年之后，任何一个人被剥夺的家产、播漠视的生命，被践踏的人格，都可以在这里体现了。

写这篇随笔的时候，伊拉克的人民正在通过全民公投来赋予一份宪法的合法性。尽管希望宪法通过，立宪者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但是无论这部宪法是否通过，伊拉克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几年前，萨达姆的宪法可能还有99.99％的支持率，复兴党人也在宣传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但是他们却没有勇气让人民来投票。

如果回到哪些关于正义的文本，罗尔斯在《正义论》的话（热炒现卖）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

＋＋＋＋＋＋＋＋＋＋＋＋＋＋＋＋＋＋

今天还看到王怡02年的一篇文章《 自由的观念：绕开一个正义的柠檬》，很遗憾当年没看到这篇文章，尽管文中很多观点我都认同，但是我还是无法认同，正义的柠檬可以绕开，或者我认为正义就不是一个柠檬。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刘卫黄”先生？

      事实上，真正的刘卫黄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被迫害致死，火化时用的化名。刘卫黄，其实就是保皇派。

      历史已经过去40年了。北京产生了另一个化名：刘亚玲。

      她是杀人犯杨+的母亲，因为他知道杨杀人的理由，所以被关进精神病院，直到儿子被判死刑执行之后，人们才知道她的失踪其实是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

      40 年过去了，其实没什么变化。

戴名表、抽天价烟的“最牛房管局长”周久耕，在成为“网络红人”半个多月之后，终因社会舆论被免职。

媒体的报导说，周被免职的原因是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并且存在用公款购买高价烟的奢侈消费行为。

相对于其他案件中，地方政府对官员的遮遮掩掩不同，南京市江宁区对周久耕的处理应该是及时和负责的。而且，当地政府也明确说，对于反映的其他问题，在查处之中。我们不可能期待公共舆论的正义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正确面对公共舆论的做法，值得赞许。

周久耕关于房地产低于成本销售的怪论出来之后，已经陷入舆论的漩涡。尽管周关于维持房价也是为百姓利益，但却没有相应的法源支撑，其本质仍然是房地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已。

在周久耕的事件中，一位更叫郭先鹏的市民的勇气也值得钦敬,郭先鹏以实名向江宁区区长举报周久耕，从而使事件从网络的义愤进入法律轨道。

对于我们所要追求的社会正义，一个成熟理性的公民群体，一个正确面对公共舆论的基层政府，都是必不可少的。

哈维尔：中國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援

莫之许 @ 2008-12-20 23:53 阅读(5579) 评论(42) 推荐(8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零八宪章》面对国家之怒

19年前的场景
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发布了《七七宪章》，我有幸为其中一员。那份文件是我们呼吁国家更好地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阐明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作为公民，有一定责任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起，通过我们的警觉，致力于确保基本权利。
随着发布《七七宪章》，我们想要创造的并非一个会员制组织，而是如我那时所写的——“一个非正式的自由开放社会，由不同信念、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们根据意愿结合，通过个人和集体，致力于在我们自己国家以及全世界尊重公民权利和人权。
三十多年后， 2008年12月，一群中国公民将我们的微薄努力作为他们榜样，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人权、良政、尊重公民监督其政府的义务，以确保其国家按现代开放社会的规则行事。
他们所发布的文件予人印象深刻。零八宪章的作者们呼吁：保障基本权利，增加司法独立，立法民主。但他们并不到此为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意味着不止是保障基本权利。为此，《零八宪章》签署者们还明智地呼吁：更好保护环境，缩小城乡差距，更佳社会保障，并认真致力于调解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人权侵犯。
首批签署者超过三百人，来自全中国的社会各阶层，证明将广泛的呼吁意见融于了《零八宪章》。签署者有中国法律、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和文化的顶尖灵魂人物。他们决定签署这样一个文件，肯定不是轻而易举，因此他们的话不应那么坦然地被置之不理。自《零八宪章》发布以来，已有超过五千男人和妇女加入签署。
2008年的中国并非197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许多方面，今天的中国比30年前我的国家更自由和更开放。然而，中国当局对《零八宪章》的反应，在许多方面相似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七七宪章》的反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没有响应我们提出的对话和辩论接触，而是选择了镇压，逮捕了一些签署者，传讯和骚扰其他人，并且散布有关我们运动和目标的谣言。
中国政府也同样拒绝邀请，不与《零八宪章》签署者们讨论其建议的可取之处。相反，它拘留了刘晓波和张祖桦两位签署者，认定他俩为发起的主角。张先生已被释放，但著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刘先生仍被无控罪关押禁见。
数十位其他签署者被传讯，而在为其被监禁的同仁打电话和写电子邮件时遭国安人员监视者不计其数。《七七宪章》发表后不久，我就被“危害共和国基本原则重罪” 委员会逮捕。人们担心，刘先生将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种类似的任意罗织罪名。
我对这一系列事态发展感到悲伤，我想到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她还没有机会与她的丈夫说话。中国政府应该好好接受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那就是：恐吓、宣传和镇压，无法取代理性对话。惟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表明北京接受了这一教训。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于布拉格
哈维尔先生是捷克共和国前总统
原载2008年12月19日《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张裕译）
China's Human-Rights Activists Need Support
The signatories of Charter 08 face the wrath of the st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9, 2008
By VACLAV HAVEL
Prague
In January 1977, a group of Czechoslovak citizens, of which I was privileged to be one, released Charter 77. That document was our call for the better protection of basic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by the state. It was also the articulation of our belief that, as citizens, we had a certain responsibility to work with the Czechoslovak government to ensure through our vigilance that basic rights would be protected.
With the release of Charter 77, we wanted to create not a membership organization, but instead, as I wrote then, "a free, informal open community of people of different convictions, different faiths, and different professions united by the will to strive,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for the respect of civic and human rights in our own country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later, in December 2008, a group of Chinese citizens has taken our modest effort as their model. They have made a similar call -- for human rights, good governance and respect f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itizens to keep watch over their government -- to ensure that their state plays by the rules of a modern open society.
The document they have issued is an impressive one. In it, the authors of Charter 08 call for protection of basic rights, increased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legislative democracy. But they do not stop ther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we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a free and open society means more than the protection of basic rights. To that end, the signatories of Charter 08 also wisely call for bet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bridging of the rural-urban divide, better provision of social security, and a serious effort to reconcile with human-rights abuses committed in decades past.
The original signatories, who number more than 300, com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from across China -- a testament to the broad appeal of the ideas put forward in Charter 08. Among the signatories are China's top minds from law,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the arts and culture. Their decision to sign onto such a document was surely not taken lightly, and their words should not be so brusquely brushed aside. Since the Charter was released, more than 5,000 men and women have added their names to it.
China in 2008 is not Czechoslovakia in 1977. In many ways, China today is freer and more open than my own country of 30 years ago. And yet, the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harter 08 in many ways parallels the Czechoslovak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Charter 77.
Rather than respond to our offer of engagement with dialogue and debate, the Czechoslovak government instead chose repression. It arrested some of the signatories, interrogated and harassed others, and spread disinformation about our movement and its aims.
So too h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lined the invitation to discuss with the signatories of Charter 08 the merits of their proposal. Instead, it has detained two signatories, Liu Xiaobo and Zhang Zuhua, both of whom the government has identified as lead actors in its creation. Mr. Zhang has been released, but Mr. Liu, a prominent writer and intellectual, is still being held incommunicado without charge.
Dozens of others have been interrogated, and an unknowable number are being watched by state security agents as they make phone calls and type email messages on behalf of their jailed comrades. Soon after Charter 77 was issued, I was arrested for the commission of "serious crimes agains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Republic." It is feared that Mr. Liu will be charged with "incitement to subvert state power," a similarly arbitrary crime.
I am saddened by this turn of events, and my thoughts are with Liu Xiaobo's wife, Liu Xia, who has yet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with her husb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learn well the lesson of the Charter 77 movement: that intimidation, propaganda campaigns, and repression are no substitute for reasoned dialogue. Only the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Liu Xiaobo will demonstrate that, for Beijing, that lesson has been learned.
Mr. Havel i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各位朋友：

      我很冒昧地向您推荐和分享我的朋友莫之许先生的这篇文章，我知道

把政治性文章径直推送给您或许并不恰当，但是我期望您在了解事实之后，

理解我的悲愤和哀伤。

        我的朋友胡佳先生被囚禁在家中2年之后，被北京以“颠覆国家政权”

的罪名判刑入狱三年。也就是在今天，欧洲议会正式授予胡佳先生“萨哈罗

夫思想自由奖”，以表彰他在中国环境保护、艾滋病干预和人权领域的贡献。

       胡先生是我在中国所见极少有的正直纯洁善良的男士之一，6年前的平

安夜，作为记者，我随和胡先生曾经一起运送了捐赠物资到中国艾滋病流行

最严重的河南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在此之前的两年，我还曾经报导胡先

生试图阻止南京市政府在国父中山先生陵寝附近的砍伐行动。

       胡佳曾经把注意力放在藏羚羊和环境保护，2001年之后他发现河南的

艾滋病比藏羚羊和环境保护更为重要，进而从事为公布艾滋病灾难真相，救

助携带者和艾滋病孤儿的非政府组织。把这一场人为的人道主义灾难的细节

公诸于世并不断呼吁需要巨大的勇气，胡先生遇到了不间断秘密逮捕以及公

开的限制自由。

      在被限制自由期间，在继续保持对艾滋病问题关注的同时，胡佳以互联

网为工具，开始关注中国的维权事业。重要的事件包括山东的陈光成案和北

京的高+智晟案，他积极的协助他们的家属应讯和辩护。

我一直以为，胡佳先生所从事的维权行动，是把中国的人权事业从抽象

的人权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权利的巨大进步，他们以法律和互联网为途径，促

进中国社会的改良和进步。

      这些做法显然为当局不容，所以在北京奥运之前，胡佳先生被当局以颠

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判刑，当时他们的孩子才刚刚出生3个月。

      过去七年，我和胡佳夫妇保持了不间断的联系，也见证他们为这个民族

所承受和正在承受的痛楚和灾难。现在，那个不足一岁的孩子也在因父亲所

从事的工作而无法见到父亲。

       在我们庆祝圣诞和新年来临的时候，是否有人会想到，有一对瘦弱夫妻

——身患肝硬化的丈夫，不断咳嗽的妻子，以及出生三个月就不曾见过父亲

的女儿，已经他们夫妇四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为这个民族负重？

        萨哈罗夫奖是欧洲最高的人权奖项，但这丝毫不能减轻我对胡佳一家的

担忧，亦不能平静我内心的悲愤。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事实和真相推送给

您。

        对我们新闻人而言，真相即真理。

        此致

祝好

                             您诚挚的朴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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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金燕致谢辞

曾金燕就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的致谢辞

尊敬的欧洲议会议员，各位关注和努力推进人权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

非常感谢欧洲议会把2008年的"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颁发给我的丈夫胡佳。由于目前胡佳仍然被关押在监狱，我们的通信受到审查，我们见面时隔着玻璃的通话也被监听，胡佳和我没有机会直接讨论他获奖一事。2008年11月21日我去北京市监狱访问他时，我们分别事先受到警察的警告：不能谈论萨哈洛夫奖一事，否则隔着玻璃通过电话的交谈会被立即切断。

欧洲议会现场

在曾金燕的讲话录像播出后，全场静默，很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眼中涌出了泪水。主席波特林说，欧洲议会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关系，欧洲需要中国，中国需要欧洲。在人权问题上，欧洲议会愿意做中国民众的朋友，决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他把胡佳和曾金燕的情况，与当年萨哈罗夫夫妇为自由真相发声的勇气相对比，把曾金燕借录像传递信息称作又一个“无私的行动”。萨哈罗夫的遗孀爱琳娜-伯纳声音哽咽着赞扬了曾金燕的勇气。

最后全体议员和与会者全部起立，鼓掌一分多钟，表达对胡佳全家和人权事业的支持。

不过，国保警察在我与胡佳见面前，把胡佳获得萨哈洛夫奖一事告诉他，力图说服他放弃萨哈洛夫奖，并为胡佳与他的父母安排了一次单独见面，要求胡佳的父母就此做胡佳的劝服工作，此外还要求家属发表公开信，承认胡佳是罪犯不配得奖。我分别从国保警察和胡佳的父母处了解到，胡佳得知他获得2008年度的"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时，说了下列的话："国保警察是不是给了你们很多的压力？……我的人权工作做得还不够多，也许他们（欧洲议会）考虑了我在环保领域和艾滋病领域的努力……这个奖项对中国非常重要，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证明我是正确的……"他也在见面时隐晦地对我说："相信我，（无论怎样的重压），我（的信念）都不会改变。"

胡佳入狱将近一周年，我的护照被没收不能参加欧洲议会此次颁奖典礼和20周年聚会，实在遗憾。替胡佳写这份致谢辞，既让我感到不幸，又让我感到荣幸。中国如今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代，但是我们许多同胞，和我的丈夫胡佳一样，依旧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被打压乃至囚禁监牢，这是我们当下的悲哀与痛苦。幸运的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一直没有忘记我们，我收到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成百上千的明信片、问候卡、电邮。欧洲议会也以把2008年度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颁给胡佳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与支持，表达了对中国维权人士的努力和奋斗的肯定。

我认为，这个奖项是颁发给中国所有的维权者以及他们遭受磨难的家人的。不管政治环境多么恶劣，在中国，始终有一批良心之士，孜孜不倦地追求司法公正、社会正义。在漫长和艰难的维权道路上，这些维权者和他们的家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被压制、被孤立、被解雇、子女被迫失学或失业，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殴打、被构陷入狱、甚至被驱逐出境……他们当中，有记者、有作家、有律师、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有普通企业职工、有许许多多的农民和小商贩。中国庞大的上访者群体，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为此，我遵从胡佳以前对我表述的意愿，他曾经多次希望成立维权者家属支持网络，在目前无法做更多工作的情况下，我决定将胡佳的5万欧元奖金捐出作为启动资金，成立支持维权者家属的基金会，致力于缓解维权者家属们所承受的苦难。相互支持，共度难关。

胡佳被判刑入狱时，曾经有媒体的朋友问我：胡佳究竟做了什么，导致他被判刑入狱？我思索了片刻，回答道：如果说他真的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他坚持说了真话。是的，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前辈，在环保、艾滋病、维权领域和六四伤残者、难属救助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做了非凡的工作，使得一大批弱势群体受益。胡佳不是圣徒，他只是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又关切的心，把他所见所闻如实地说出来，并且忘我地无畏地投入到需要他的每一份工作中。2001年，当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忌话题的时候，当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的时候，冒着被警察追捕的风险，他送寒衣到艾滋病农村地区，探望绝望中的病痛者，推动救助和治疗工作。并对外界如实地说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经历的苦难，说出大量的农民因1980、1990年代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实，说出当年公共卫生政策失误的背景。随着社会工作的深入和工作对象的拓展，他接触到更多的严酷现实，胡佳不能坐视社会不公，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呼吁，推动公众关注。乃至2004年起，他越来越长时间地被绑架失踪或软禁在家。失去自由的胡佳，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及时地大声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每一个真相。

在一个谎言帝国里，及时地、大声地说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担当难以意料的压力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真话越是稀缺，说真话越是重要。不说出真相，我们失去了纯净的血液，艾滋病、肝炎、SARS等传染病继续在不透明的状况下夺取国人的生命；我们失去了干净的土地和水源，国营的、私营的、跨国公司的企业工厂继续污染人类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失去了孩子，三聚氰胺牛奶鸡蛋等有毒食品继续伤害人们的身体，使下一代更加孱弱；我们失去了父母，他们要么年老体衰继续被关押在劳改营，要么被改了名字被关押到精神病医院；我们失去了家园，豆腐渣工程遍地起高楼，小天灾大人祸，大天灾惨绝人寰；我们失去了信仰，奴役同类以生存、以获利，无数"黑工人"依旧失踪；我们失去了幸福，司法不公、社会不义，龙的传人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惶恐不安、悲愤痛苦无助之中。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和谐""安定"的生活？

我们需要并且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胡佳维权，是发乎他的天性。生而为人，天赋权利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维权，是维护人类尊严，抛弃一切对人的奴役、酷刑、有辱人格的残忍待遇、恐惧和匮乏。维权，从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开始，自由地思想，免于恐惧地表达自我。尽管屡屡遭受压制打击，胡佳也不畏惧；虽然身处监狱，历经磨难，胡佳对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们在监狱见面时，胡佳曾经说：我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我不希望任何人再因为说出自己的观点而失去自由。

但现实仍然不容乐见，胡佳入狱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曾宏玲、陈道军、黄琦等人同样是因为发表言论被关押、判刑。我们迫切地渴望中国能早日回归到正常社会，成为民主、法治、自由的家园，以积极、和平、负责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视野中。这个目标并不遥远，但需要所有的人，无论身居国内还是海外，都诚实地说出真相，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去思考、解决问题；需要大家都积极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而推动整个维权运动和法治进程，才能够人人享有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便能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家园。

我代表我的丈夫胡佳，再一次向欧洲议会表示感谢。向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历届获奖者，向推动人权、改进人权的勇者致敬！

胡佳之妻：曾金燕

2008年11月22日

（以上为文字版的致谢辞，以下为视频版讲话的字幕）

视频地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4Ot08p8feTg

Dear friends, Hello,

I am Hu Jia's wife, Zeng Jinyan. Hu Jia is currently in prison and so is unable to come to the ceremony to receive his Sakharov Prize.

I don't have a passport so I cannot come to Europe either to attend the ceremony for the Sakharov Prize's 20th anniversary. We are deeply sorry about this.

The good news is that Hu Jia was transferred on 10 October 2008 from Chaobai prison in Tianjin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and that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he is being held have improved. As for his health, he is looking a little better. He seems to be in slightly better shape than he was in Chaobai prison.

However, he had two blood tests in the space of a month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e results were. Although we asked for them,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have not been given to the family. This behaviour worries us. It makes us fear that his cirrhosis has got worse.

I visited Hu Jia in the Beijing municipal prison on 21 November 2008. Before our meeting, we were both warned separately by the prison authorities that we were forbidden to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d been awarded the Sakharov Prize.

So, during my visit, neither of us was able to talk about the prize. We weren't able to discuss it by letter either, as all our correspondence is inspected. Even if all we do is express a view about social phenomena or if Hu Jia talks about the prison, when the prison authorities are not happy with it, our letters are confiscated or Hu Jia's letters are returned to him. We very much hope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more normally, but for the time being it is very hard.

At the end of October 2008 or beginning of November, I am not exactly sure which, State Security police officers told Hu Jia he had won the Sakharov Prize.

And when I saw him on 21 November, I could sense that he was very happy about it. I know that Hu Jia spoke to his mother and to the policemen about it. These are more or less his words:

"Perhap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as thinking of the work I did in the area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what I did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was very far from sufficient and I will need to redouble my efforts."

He also said this Sakharov Prize wa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and he was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would prove him right. Obviously, from my personal viewpoint, I hope he comes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Hu Jia said one day that he hoped to be China's last prisoner of conscience but the reality is very different. Since the day of his trial, on 3 April, there have been others such as Huang Qi, Zeng Honglin and Chen Daojun who have been arrested by the authorities because their expressed their views publicly.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tried and given prison sentences.

This shows that the situation of freedom of opinion is still absolutely appalling and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for optimism.

But even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 are now a great many exceptional people and people of goodwill in Chinese society who are going to great lengths to find ways to make the real situation in China known, and to express deeply-felt views, and the Internet is providing them with a very interesting platform. But unfortunately there is sometimes a very high price to be paid for this.

If the truth be told, sometimes one's courage is not enough. Sometimes the price to be paid is very, very high. There have been cases in which, after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riters and others have used their freedom of thought, their relatives have also be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have lost their jobs or have been put under house arrest. And more serious still, some have even been tried and convicted.

Hu Jia had himself been illegally kidnapped several times by the police since 2004, without any form of legal procedure. He was constantly followed and in the end he was given a prison sentence. And I, who am his wife, I am often harassed by the police. 05:49

Others a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such as Chen Guangchen and his wife, Guo Feixiong and his wife, and even their child, who has been denied his right to education. Thanks to many appeals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Guo Feixiong's children were later able to go back to school although in circumstances that are not very satisfactory.

For all these reasons, I would like to respect the desire that Hu Jia has expressed on many occasions. He has often said he would like to set up a support network to help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To provide moral support for the families, to ease their mental and life pressure to which they are subjected. So that they can be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pressure of the authorities in a more active and optimistic manner, and to discourage cruel revenge-taking on families.

I cannot at the moment do very much but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50,000 euros of Hu Jia's Sakharov Prize as start-up money, to establish a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families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to finally realise what Hu Jia had always wanted.

Why is the human rights work done by Hu Jia so difficult?

I think this is mainly because China's legal system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 are laws, there are all sorts of articles and regulations, some are well written, but they are not applied.

In reality, the situ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disastrous. The judicial system has no independence. Until 2004, Hu Jia devoted most of his activity to the problems of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He spent a lot of the time in the field, on campaigns, where people needed him to take concrete action.

Then, from 2004 onwards, the police regularly denied him his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he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participate in human rights movements from his home, writing articles and publishing reports from the field.

I think that during all these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interesting thing he did was to have constantly persisted in saying the truth. He never stopped writing about the phenomena he observed. He never stopped describing, one by one, all the realities that the Chinese media cannot say. He never stopped publishing all this on websites so that the public could learn about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understand it.

In my view, this has been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If you look at China now, you see everyone talking, but lying is very widespread. Nonetheless, there are people who continue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ecause the school textbooks our children study, our newspapers and broadcast media, our libraries and all these documents and files, they all resemble what you find in the novel 1984. They are written in another language to describe a fictitious reality.

What is the real situation, the real China? We do not know.

That is why there is a group of thinking people, like Hu Jia, in China who have never abandoned their quest for the truth. But Hu Jia has paid a very heavy price.

Our child is now just one year old. This is a key period in her life but Hu Jia is not able to be at her sid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talk about this, but I think…

And then Hu Jia has also always been very optimistic. He said he thought China was experiencing the most open period of its history, that you ha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freer and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in China.

We can indeed see this in our daily lif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still has very tight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nd over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erhaps even tighter control with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But on the other hand, civil society also uses the new technology and the platform that the Internet provides to actively promote a fairer judicial system and a more just society, and to investigate and expose the real China.

And to carry out citizen education, to educate citizens about human rights. It is a real hop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ants it or not, and whether leading figures inside or outside China recognise it or not, China is moving at great speed towards an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y.

I would finally like to say that, whatever happens, we must maintain an active and optimist attitude and pursue ou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o promote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China.

We are full of hope of soon being able to hail the arrival of an open China. We are full of energy for China to become a country at pea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European Parliament friend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from the outset taken an interest in Hu Jia's case and has deployed considerable efforts on behalf of freedom for Hu Jia and other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efforts that demand respect.

It has also never stopped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 for freedom to become a reality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ose friends who I have never seen. If you had not supported us for so long, if you had not taken an interest in our fate, if you had not constantly encouraged us, I think we would never have found the courage to confront such a difficult social reality.

It helps us to keep hope and to continue our efforts.

I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e efforts you have undertaken for Hu Jia, for me and for our family.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s on behalf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you contribution to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societ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goodbye.

萨哈洛夫奖颁奖典礼上的视屏

Posted: 17 Dec 2008 05:24 AM PST

Sakharov Prize Award 08 - Hu Jia - Message from Zeng Ji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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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對改革開放的個人回顧
李銳口述，王建勳整理（原载于《炎黄春秋》）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回顧往事，自然離不開鄧小平、陳雲、胡耀邦和趙紫陽四個人的作為，因為改革開放的成敗是同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其中關鍵人物是鄧小平。
　　鄧小平在歷史上是被毛澤東同志器重的。早在上世紀30年代的江西，鄧小平就因追隨毛澤東而挨過整，被撤職。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不斷上升和穩固，鄧小平在戰爭年代就更受到重用。1949年後，毛澤東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鄧小平是積極的。但在經濟建設等方面，他基本站在劉少奇、周恩來一邊。文革伊始，“打倒劉鄧”。毛澤東對劉少奇是一定要打倒的；而對鄧小平則是打而不倒，並不同意開除他的黨籍。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又起用了鄧小平。一年後，由於鄧小平反對“四人幫”反對“文革”，再次被打倒。
　　1978年，沖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先鋒人物是胡耀邦、趙紫陽等人。耀邦首先幹了兩件大事：一是批“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二是平反冤假錯案。這就把毛澤東的文革，並把他的歷次整人的政治運動基本否定，毛澤東晚年織就的意識形態網路也被撕開了一條縫兒。那時，批“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陳雲是贊成的，鄧小平堅決站在胡耀邦一邊。1980年，鄧小平接受了李維漢關於要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見，發表了《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名長文。可惜剛起步，又被胡喬木利用波蘭發生的團結工會事件腰斬。這是很令人遺憾的。
　　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有時候有些“談不攏”。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是堅定的，如成立“特區”等等，這是壯舉；而陳雲仍堅持“鳥籠經濟”。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被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制，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沒有完全跳出舊框框。1989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是陳雲談學習哲學問題的，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1987年以後的談話。陳雲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
　　鄧小平多年領導過胡耀邦，也早就熟知趙紫陽和萬里，啟用他們三人是完全正確的。上世紀80年代中，對這“三駕馬車”，鄧小平都是大力支持的，給予積極肯定。
　　除開一些小事外，胡、趙二人合作得是好的，都贊成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全面改革。但鄧、陳兩位老人對全面改革卻有不盡一致的看法。又有幾個人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間穿梭，經常送材料；他們看不起胡耀邦，對趙紫陽也有意見。如1983年，陳雲要批胡耀邦，就是這幾個人從中興風作浪，後被鄧小平制止了。以後這幾個人又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後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前者只搞了28天，被胡、趙聯手制止。
　　1989年風波，中顧委的四個人——杜潤生、李昌、於光遠和我贊同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處理學運。後來批鬥了我們幾個月，準備開除我們的黨籍，是陳雲把我們四個人保下來了。陳雲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1992年春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挽救了我國改革開放可能夭折的危機局面。現在，鄧、陳兩位老人已不在了，“左王”的干擾也不存在了，這是一種便於與世界同步前進的形勢。第二個“歷史決議”，對中共建國後的歷史經驗教訓，包括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做過總結。現在改革開放30年了，我們總的說，取得極大成功，但也有教訓需要總結。鄧小平同志功績赫赫，但他也不是神，不可能句句正確，事事正確，所以，我建議也做一個歷史問題決議。這樣，我黨我國進一步全面改革開放的路就更好走了。
　　經過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但代價也大，單位能耗和對資源、環境的破壞也居世界前列。更可怕的是貪污、腐敗愈演愈烈，且呈難以遏制的勢頭，大大小小的腐敗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結，如此下去，會使中國共產黨淪為一個利益集團，構成新興的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近幾年來，黨中央領導陸續提出了“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物質、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正確的治國方針，這些善良的願望明顯優於30年前的“四個堅持”，但要真正落實，前提是不能再走專制的老路了，必須按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規律，即民主、法治、憲政來治國理民。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老大難的問題了，不能再猶豫不決了。
　　政治體制改革千頭萬緒，我建議首先從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和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個人收入、家庭財產申報、公示入手。為了早一天啟動20年前黨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以法治國，實施憲政。我曾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開時，連續三次上書中央，敦促開啟這一戰略舉措。現借此文，再次呼籲，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的合法性計，為中共的興旺發達計，為國家、民族和天下蒼生計，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周折几次，终于把在《零+八+宪+章》的签名发出去了。

这个文本，或许中国在过去20年最大的民间共识，温和而理性，却代表中国最根本的道路。鄙人极度认同，在向宪章执笔的诸贤致敬之余，签下卑微的名姓，以表达我作为民族一份子的支持。

Z从澳洲说可能会有国保的朋友来请喝茶，喝茶就喝吧。

国事已然如此，年近百岁的季羡林先生可以被人欺瞒偷盗、父子十三年不得相见，不断有同仁因为报道腐败案件被捕入狱。几个胥吏的恐吓，又何足挂齿？

S君说，我的使命不是用来签名的。我自难以苟同，我不知道S君肩负着怎样的使命，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亦不得强求。

我只记得三鹿奶粉案件爆发前，一位妇人在我面前是何等鄙薄媒体，鄙薄那些同仁为新闻自由奋力拼搏而又几近徒劳的努力。很不幸，她的孩子饮用的还是三鹿。一个布尔乔亚的梦幻般的幸福生活的图景，在威权之下支离破碎。覆巢之下，可有完卵？威权之下，有幸福的国民么？

我把MSN的签名改为：向宪章诸贤致敬，呼吁更多公民连署。

我无意强迫或蛊惑任何人，只认为，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国民，面对过去20年中华民族筚路蓝缕所累积的这些共识和普遍价值，你应该看一看，想一想。

签名固然无关责任，思索却将开启责任的旅程。

链接：零八宪章（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08宪章

讲述：周气槐，作者：周寓

1978年12月18日，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我所在的川南某市近郊红旗公社桂花大队5生产队放假十天，公社干部下来集中开会传达会议精神。

那一年，我30岁，是一个农村小木匠，三个孩子的父亲。

木匠手艺是爹妈从小就逼我拜师学艺学来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技艺藏生”，一辈子不挨饿。靠着这门手艺，我很快就成家立业了。结婚後生了三个女孩，大的10岁，最小的2岁。按照计划生育政策，超生是要罚款的。但我没有钱缴纳罚款。当时，我还是超支户，欠生产队200个工分。每个工分价值8分钱。

小女儿因为不能上户口，所以也没有名字，我随便给她取了一个外号：“黑三”。一来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很黑；二来，她还是一个“黑人黑户”。直到七岁上学，我缴清了罚款，公社才让她上了户口，取名周华。现在，周华已经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了，我们仍开玩笑叫她“黑三”。

我的三个孩子分别取名梅、燕、华。寓意冬天的梅花，春天的燕子，秋天的果实。这样看来，我还是有点文化的，是我逃荒的父母靠讨饭也要送我上学的缘故。读了三年“鸡婆窝”（私塾），认得两千多字。因为贫病交加，我上面5个哥姐都夭折了。

前30年，农村折腾得厉害，家家户户都一贫如洗。靠工分收入养活三个孩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偷偷跑出去帮人家做木工活，或者帮忙修补一下房屋、家具什麽的，自己混了口饱饭吃，也为全家省了一份口粮。那个时候，我们是蔬菜队，国家每月定额分配粮食，每人28斤，凭票购买，购买的钱自己掏。大米0.142元/斤，这个价格保持了好几年不变。虽然没有钱，但至少没有饿肚子了。

我结婚後就从父母那里分得了一间20平米的房子和一个厨房。这是一所地主留下来的砖木结构的瓦房。当时农村普遍还是茅草房（一种用谷草搭建的棚子）的农舍，相比下这已经是一座很好的房子了。

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善良俭朴的地主，有文化，有教养。早些年，父母逃荒到这里，是这家江姓地主收留了他们，租了他家的地耕种，从此就在这里安家活命了。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飞机轰炸，整个山头都被炸平了，而江家大院毫发未伤，几百间上好的砖木房子，雕梁画栋，错落有致。後来成为当地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一道风景了。因为战事和运动，江家人还是在飞机的轰炸中，携儿带女，举家逃亡去了。

而江家地主留下的这所大院子，供200户贫下中农居住了四十多年，于1991年被拆除。

也正是看起了这所房子，我的老婆在媒人介绍进门的当天，就死活不肯走了。她是来自荣县李子村的农民，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她们生产队饿死了200多口人，她家死了四口。父亲体弱眼瞎最早饿死，大哥从朝鲜战场转业回来的第二年就饿死了，一个三岁的妹妹饿死了，还有一个饿死的是不到两岁的侄儿——大姐的儿子，据说，侄儿死後，被大姐的婆家人煮着吃了。

我的老婆，一来就看起了我们这儿是吃国家粮食，旱涝保收，像城里人一样，不怕饿肚子；二来土地又是平原大坝的，不种粮食，不受下田载秧打谷那份苦累，再加上我有木匠的手艺，长得也不错。她牵扯着媒婆的手，感恩戴德，就算嫁过来了。第二年就生了大女儿。

由于与市中心近，我们这儿的近郊农村在1978年以後就已经开始富裕起来了。生产队生产的蔬菜是定点供应城市的蔬菜商店，价格由蔬菜店定，收入由生产队按人均分配。

1978年後，土地开始下放。先是生产队开始划自留地，人平三分（0.3亩），按土地贫瘠、平顺与否间隔分摊，先划好後，再抓阄分配，一律按户口人数分配。我家分了四口人的地。

自从分得了自留地，我家的日子开始好转了。大女儿已经能做家务和帮助她母亲种菜了。自留地的菜是已经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大女儿承担了卖菜的主要任务。那个时候，木匠活也可以公开做了，找上门来做家俱的人也多起来，我的工钱已经不是混碗饭或者包吃的条件了，开始按照每天5元或者做一件家具20、30元的价格收取了。

不到两年，土地就包产到户了。我们生产队的土地是在1980年开始全部分给社员的。前後两年，我家分得土地3亩多，包括山地和自己开荒的土地，就已经有4亩左右了。因为黑三没有分到土地，我老婆整日跟生产队长吵闹，然後私自把属于生产队上的草山上开了荒，种上了蔬菜。

城市里的人越来越多了，市场也开始热闹起来了。80年代的中後期，很多人开始进城经商。做木匠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老婆老家的人也借着关系，到我们这附近农村，租了房子，白天出去做木匠和泥工活，收入比种地高了许多。

由于是老化工城，城市里的房子大多是很老旧的房子了，修修修补补的活很多。我看准了这个机会，于1984年，带了20来个徒弟，开始到城里承包小工程，修建房子了。当时对我们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叫包工头，没有歧视的意思。

1986年，我已经在老家院子门口的垃圾场上，修建了一幢两层楼三百平米的砖混结构的楼房。大概花了3万多元。那个时候，农村开始出现万元户。有钱是人人羡慕的事情。

生产队的蔬菜生产在公社干部和农业专家的指点下，加上农民的勤劳苦干，已经在当地出了名。作为全市的蔬菜基地而加大了投入，修建水渠、修建道路、打了井水，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

靠蔬菜种植收入上万元的万元户就有十多家，不到十年时间，全公社已经没有茅草房了。很多都修建起了楼房。

万元户在生产队已经不是稀罕的事情了。省、市、区经常有人来参观学习。生产队的种植能手李火明，一个老实本份的农民，经常是半夜还在地里浇水劳作。在有一年的春节灯会上，因为是全市劳动模范，还得到了赵忠祥的“接见”。

那个时候，生产队的人不管男女老幼，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生活好像会永远这样阳光灿烂下去，好多人家就干脆不让孩子读书，回家种菜，或者是做生意找钱了。

真是瞎子见了钱，眼睛都亮了。我老是觉得这样做有些亏欠孩子们，这样的急功近利的父母，最终让他们的後代吃尽了苦头。这是我这三十年经历中，第一件感到痛心的事情。

1990年，我的大女儿已经高中毕业，经公开招考到乡政府当了一名乡干部，过两年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二女儿随我跑工地做工程，16岁就到交通技术学校学习驾驶，两年後，我帮她买了一辆川路车，跑运输；另外，买了一辆野马轿车，供我跑工地专用，我的二女婿当了我的专职司机。三女儿开始上学了，然後，我花7000元帮她买了一个城市户口。

住着小楼房，开着小轿车，自己当老板，做各种生意的人，在生产队和全公社也是越来越多了。生产队专门跑运输的老宋，买了四台运输车，承包了市里第三建筑公司下属的预制场，他每天指挥着30多个搬运工，来来往往的外地农民成了生产队一道风景。老婆成天乐得合不拢嘴：老天爷保佑，我们农民也能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了。

请人干活，自己当老板的人，在我们红旗乡（80年代後期，公社改乡了）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乡里也办起了砖瓦厂、水泥厂、涂料厂等如雨後春笋般发展起来，生意都特别的红火。大老板越来越多，乡镇企业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称为市里经济的半壁河山，10年後，开始出现农民百万富翁。

1991年，我在陈乡长的劝说下，放弃了自己当包工头的生意，成为了公社建筑公司的经理。为的是想能大干一场，让当地的农民都像我一样靠本事富裕起来。当时信心百倍，豪情万丈，头脑简单，毕竟是文化少了，我的想法被几年过後证明是很幼稚的。钱多了，很多人的本性就变了，最近两年的泡沫经济，都是人心贪婪的结果，我个人这样认为。

当时的企业经理都是聘用制，其实就是乡长说了就算。1991年到1994年三年时间里，我为公司创造纯收入100多万元，固定资产上百万元，这在当时的乡里，是位居首位的造富企业。我因此也常常被评为这样那样的先进。我感觉我的人生很有意义也是在这几年，虽然，比起自己当老板，挣钱并不多。

公司经理也开始成为人人垂涎的位子。乡长、书记们三番五次到企业以拉赞助、发展经济、创建新项目等为借口，开始谋取私利。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拿去几十万元。按照他们的说法，经理就是放牛的，牛是他们的。

看见少数人越来越膨胀的贪心，我感到了害怕，这毕竟是集体企业，出现亏空挪用贪污是要犯法的。而且，他们借口创办木质地板厂到成都、雅安等地参观，一次费用就用去4万元，我看了都心疼。更可怕的，回来後，他们请了一个所谓的专家，开口就要在公司里借款50万元，而此前这个所谓专家—一个自称工程师的老头，一个劳教释放人员，已经在公社办的汽车修理厂里亏损了100多万元。

我开始怀疑这集体企业，究竟是谁的企业，这样下去，迟早要搞垮。我感到不对头，自己辛苦经营，为集体挣的钱，可能就要被他们私吞掉。而自己却要冒着坐牢的风险。

我开始保管好每一笔钱，做好了帐外帐，以防万一。而在我接手这个公司的前任经理，因为贪污公款，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现在还关在监狱里。

终于，乡长发怒了。钱是没有在我的手上划走，但是，我的经理职务却被取消。

後来，我的一名副经理接手了公司。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公司所有的机械设备连同厂房都被卖掉了。过了几年，公司以资不抵债，连同公司所有的12亩土地，以股份公司的名义卖给了他本人和几名股东。这些人在新城市开发建设中，借助手中的土地，一夜之间，成为城市里的富豪。而整个乡2万多农民，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土地和房子，彻底沦为无产者。他们的富裕成为农民心头永远的痛。

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资本的原罪。

当然，木地板厂没有投产就倒闭了。最後，那个工程师也失踪了，投资的钱，全部成了死帐。和之前倒闭的其他化工厂和汽车修理厂等等，这些厂子，经历了20年左右的风风雨雨，就如农民种下的果木，在推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

创家立业的是一大批人，享受财富的是一小部分人。当农民意识到自己受到欺骗和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为创建和谐社会，所有农转非人员都纳入城市低保，领取每月人平165元的低保，当时，市里的最低工资是450元。

我在被农转非後的最初几年里，还到处包工程做。可是，要不是包不到工程，就是被拖入三角债务中，差点连老本都赔进去了。

我感觉，我的生活从1978年缓慢上升20年後，达到顶峰。至到1998年，我的人生发生了又一次转折，这次开始直线下降，最後跌入低谷。找钱的机会对我来说是更加困难了，建筑行业几乎充斥了一切都有可能的腐败和潜规则，是胆子大又有关系的人的天下。我们这些靠劳动力老实人挣老实钱的机会，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三十年中，还有一个让人心疼的事情就是房屋拆迁。在我们乡里，经过20年的积累，农民已经很富有了，大多数都建起了属于自己集体产权的楼房，很多人靠出租房屋收入过着不劳而活的日子。可是，自1991开始开发区建设以来，这个红旗乡在20年後彻底变为了一座新城市。

拆迁是按照开发区制定的政策执行的。大致就是，不管房屋好坏，一律按照有产权证人每人20平米的面积安置，价格补差。这个政策一定15年不变至现在。

就是这个安置政策，几乎吃掉了这些农民这些年来所有的积蓄。比如：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政府拆除补偿是200元/平米，而要买政府统一修建的安置房子价格是800元/平米，农民实际还要花600元/平米购买那些没有质量保证、水电气安装费还有自己出的安置房。当时，商品房的价格也就在600—800元之间。

这些房子的质量，让我这个搞了二十多年建筑的外行，看了都心虚。

1993年，我自己建筑的房子被强行拆迁，不但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而且在我的心理打下很深的伤痛。当时，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开始连续几年甚至长达十年以上的上访，结果都是徒劳无功，劳命伤财的事情。

那几年，看见那麽多以前靠老实劳动挣钱的人变成穷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种菜能手老李，去扫大街时，被车碾死了；老宋的运输队解散了，因为欠债，他的妻儿把他撵出了家门。

还是我的老伴开导我：死脑筋的老头子，你怎麽就忘记了江家一大家子人，留下一所大房子逃生，生死未卜的历史啊，比起他们，你应该自足啊。

房屋被拆迁，让我最後靠房租收入养老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当年那些早早出来找钱的孩子，成为最受伤害的一代人。因为没有文化和技能，那整代的孩子就垮掉了。要麽，东一天西一天的打点零工，要麽，就干脆吃那点低保，呆在家里打牌，什麽事情也不干，混天过日子。看着这些无所事事的孩子，我就揪心的疼。

15年後，汇东新城已初具规模。建立在这些土地上的城市是越来越漂亮了，宽阔的街道，整洁的居民小区，吹着文明的风，虽然少了些泥土的芳香，但又是另外一种美丽。只是对于我这样的靠土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农民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是很难适应的，我们活动的范围已经从广阔的农村逐渐缩小为自己居住的动迁小区。

城市很大，属于我们的生活圈子却很小。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在年老後逐渐萎缩一样。在这个古老而新型的化工旅游城市中，掩藏在繁华街道背面的安置小区有三处：谢家坝小区、邓家坝小区、周湾小区，人口5万人左右。现在时尚的称呼是：城中村。

与昼夜通明的街灯相比，这里一到天黑，几乎没有灯光了。今年电价一再上涨，上涨到0.43元/度。这对于每个月只有165元低保费的在城市居住的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人家，已经开始每天只煮一顿饭了，为的是节俭天然气费。

我的三个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各自干着他们在城市里的职业了。她们能这样顺利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这是我最欣慰的。可是。像她们这样的稳定在农转非人员毕竟是少数。

农转非以後，政府每个月发给生活费165元，而我只有100元，直到现在。居委会说，我不够吃低保的条件，因为有三个女儿的供养。现在猪肉价格13元/斤，跟北京一个样，什麽都涨价了，我的生活费却不能涨。这件事情也加重了我的心病，心病积累起来，我在60岁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差点死去。

有了死亡的经历，对什麽事情都看开了。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反正，女儿们不会见死不救的，但我还是盼望政府能把我们这批人纳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范围，这是大家期盼的。

而我很多的老朋友就没有我幸运了。一是，他们前二十年挣的钱都花在房子上了，被房子掏空了，二是曾经做的生意也大多死掉了。有的还亏本了，欠了债；三是他们的孩子们大多失业在家，一大家子就靠低保生活。生活很拮据。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喊了10多年了，到现在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我真怕我死也享受不到国家优惠政策了。

公正的说，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几年，凭着国家的好政策，农民过上了富足日子。可是自城市扩建，我们这些城市近郊的农民失去土地後，生活陷入了困窘。但是，比起那些靠种地和打工维生的远郊的农民，还是多少有一些保障的。

看到年纪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拮据的老乡们，除了感叹，我还能做什麽呢。

老伴对我说：老头子，你还能活几天？还替古人担忧？1961年饥荒年代我们没有被饿死，白捡了几十年活，有吃有喝有住的，死了都知足了。你还去管那麽多干什麽？

2008年，我60岁。人都是要老的，人老了，欲望就降到了最低，贫富都不重要了，只要能平安活到老，知足了。

人生有几个三十年哟。（完）

按：这是音乐家谭盾在Ceibs演讲后我给CBR写的一个述评，对谭盾的市场策略做了一个简单的思考，由谭盾的成功也可以给中国的艺术家和商人一些策略上的启发。公开发表时的标题是《谭盾：用中国“文化香水”引领世界潮流》。

附文是谭盾先生接受集体访问时，对我提问的回答，所幸这些问题是日报同行毫无兴趣的，也算是个小独家。

（导读）30年来，谭盾的音乐作品就像这古老悠扬的箫声一样，穿越东方的琴瑟琵琶大吕洪钟，越过西洋的交响乐阵，使他成为全球最受人瞩目的音乐家之一。他跨越了历史和文化的障碍，在当代全球音乐多元文化格局中引领一股创新的风。

谭盾：
用中国“文化香水”引领世界潮流
文 ·朴抱一

       许多年后，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和同样来自中国的音乐家谭盾在美国聊天。贝聿铭回忆起1935年18岁的他离开中国的情景，当时母亲送给他一盘唱片《肖邦》和一根竹箫，贝聿铭说，没想到“正是这两件东西成就了我”。
       《肖邦》和竹箫代表了贝聿铭中西方两种思想文化渊源，谭盾对此也深有感悟，同样的，他也是以这样的箫声为序曲开始了他在音乐上的跨文化旅程。
        30年来，谭盾的音乐作品就像这古老悠扬的箫声一样，穿越东方的琴瑟琵琶大吕洪钟，越过西洋的交响乐阵，使他成为全球最受人瞩目的音乐家之一。他跨越了历史和文化的障碍，在当代全球音乐多元文化格局中引领一股创新的风。
        在刚刚闭幕的北京奥运会上，谭盾作曲的奥运会颁奖音乐《金声玉振》被无数次播放，交响乐队、玉磬和来自2400年前曾侯乙的编钟，合奏“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旋律，充满了中国式的华美、浪漫和荣耀。

“中国香水”的味道

     1978年，20岁的湖南人谭盾去中央音乐学院求学时，他用一根扁担挑着一个包袱和一个水桶来到北京。谭盾希望能融入这个世界，甚至将来可以和中央乐团演奏《黄河》、《梁祝》等名曲。但是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融于其中，他土得掉渣，被同学称为“湖南地主”。“我所有的观念，我的调调，我脑子想的东西都太土，”谭盾说。

谭盾决定回到自己的文化根基楚文化。大二暑假，他在学校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交响乐《离骚》，在这部作品中，谭盾把中国传统乐器板鼓和箫融入交响乐，尽管因为其前卫的音响和技术引起争议，但还是引起同学和音乐界对他的关注，也让他获得学校作曲比赛的第一名。

从此，谭盾一发不可收拾，从《离骚》、《风雅颂》（1983）、《九歌》（1989），《天·地·人》（1997），《茶》（2008），到有机音乐《陶乐》、《水乐》、《纸乐》无不透露着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音乐的痕迹。

在融合和引领之间，谭盾选择了引领。如果谭盾拘泥于纯粹的西方音乐和作曲风格，他无非是重复一种关于作曲的技艺。既然现代文化是一个多元结构，谭盾以中国的风水、易经、禅宗和楚辞作为作品的思想渊源，它的瑰丽和神秘更加吸引东西方的听众。

谭盾将他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气息称为 “文化香水”。谭盾说：“因为我涂了很多的香水，中国文化的香水，当你用的这瓶香水做得好的话，就会引领市场的潮流，引领东西方的潮流，引领国家的潮流”。

在西方古典音乐领域，由巴赫、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等倾尽天才所创造的艺术高峰至今无人能及，亦如宋人欧苏所见的李杜诗篇，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作曲技艺炉火纯青的法国人拉威尔（1875～1937）所呈现的乐章，也只能被称为“最精确的瑞士钟表匠”。

谭盾说：“我觉得，融到西方里去，往往比引领西方和世界的潮流更难。我觉得我们的学习目的一定不是融汇，不是同流，而一定是引领潮流，中国的方向是把世界引领到一个和平、谐和、美好的潮流里面。”

中国文化的香水气息成为更多的中国艺术家们在全球艺术市场成功的重要因素。把中国元素挥洒得淋漓尽致的艺术家不止谭盾，还有蔡国强的火药，张艺谋的中国红和贝聿铭的乌瓦白墙，更早的还有赵无极画作中隐约可见的金石和水墨痕迹。
而谭盾的融合之道，在《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作曲奖的获奖感言上得到了最准确的阐释。

“作为一个作曲家，我的梦想是让音乐成为无国界、跨领域的艺术。《卧虎藏龙》的原创音乐为东西方文化、情感与动作、高雅与通俗化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开始了一次多元文化融合的新旅程。”

谭盾说，获奖“再一次证实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

艺术制度的参与者

谭盾是SONY唱片公司专属艺术家，他的乐谱由美国G.Schirmer出版公司出版，其指挥及演出活动由美国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DAMI）代理。

相对于那些标新立异的现代艺术家，谭表现出中国人的理性和圆融，他从来不尝试去挑战既有的国际艺术运营体系。他是全球艺术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他热情而小心翼翼地和全球最重要的艺术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用文化香水去吸引他们，进而获得市场。

许多华人艺术家对这种商业化的艺术生产不屑一顾，最终只能导致受众对他的艺术一无所知。

陈丹青在回忆1982年刚到美国时的情景时说：“我觉得很失落，猛然发现我什么都不是，整个中国都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艺在西方根本没有位置，人家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文学，还有绘画。”4年后，谭盾到美国时，西方人对中国音乐的了解，仍然仅限于《梁祝》或者《茉莉花》。

谭盾浑身的中国香水吸引了西方众多的艺术机构，林肯中心闻到了，卡内基音乐厅闻到了，诺贝尔奖的评审委员会也闻到了。从1986年出国开始，谭盾几乎和西方最著名的音乐机构都有合作，指挥了全球十大著名乐团。

与世界十大乐团合作几乎是每个音乐家的梦想。无数音乐家希望捕捉机会，能接近世界上十大乐团，接近世界上最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但这实在太难。同时，这些艺术机构也在寻找新鲜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和作曲家。

“实际上所有的乐坛、所有的文化机构，从‘诺贝尔音乐会’到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他们就像几十条狗一样，也在寻找香味的来源。我身上就有这种香味，因为它是孔子、庄子、老子赋予给我的。”谭盾说。

谭盾希望全世界的文化机构，跟着他的思想来了解中国，让全世界感受中国文化中的天地人。

寻找中国香水的新意义

就我们普通人的耳朵而言，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的声音，与西安和洛阳郊区农民的仿古青铜器编钟奏出的声音有何不同？或许有人认为2400年前的洪钟大吕的声音绝对美妙，但事实上，相信如果盲听的话，大多数人未必能分辨出来。

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音乐晚会上，谭盾的作品《天·地·人》上演，其中有专门从湖北博物馆录制的曾侯乙编钟的声音，成为一段佳话。2008年，这古老而美妙的声音被用于奥运颁奖音乐，显得庄严而华美。

关于编钟声音的故事不断地被细节化，并且被媒体广为传播。显然，相对于难以用语言来描摹的声音，故事的传播更为便捷。在这些故事里，声音和音乐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古老的编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声音再次响起。

21世纪是个意义匮乏的世纪，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不断寻找和赋予意义。由于现代社会取消了永恒的本质，一切偶发的事件自身就具有意义。这一点上，谭盾所作的所有创新，本质上是给声音赋予意义，让听众在意义的范畴去自由思考，由听众在这个范畴和维度上完成二次创作。

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复杂到无数现代艺术家穷其毕生精力去探索追寻。谭盾的成功在于，他不断地用中国元素去赋予那些物理学上的振动波以新的意义。

谭盾被视为机遇音乐家约翰·凯奇的追随者，凯奇的著名作品《4分33秒》曾经让观众在音乐厅枯坐4分33秒，引起音乐界巨大争议。谭盾将其发挥到另一极致，创作出有机音乐。在2007年诺贝尔音乐会上，谭盾演出他的《纸乐》，演出中，看似普通的纸张成了最主要的“乐器”，通过摩擦、摇摆、震动、撕碎、拍打、捏弄、挥舞、弹拨、旋转等，不同类型的纸发出各种声响。随后又创作了《陶乐》、《水乐》等作品。

谭盾与媒体和公众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不像某些艺术家特立独行或者漠视公众。尽管有艺术机构的支持，他的作品仍然需要听众用掌声和眼球来买单，在这个意义芜杂、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的掌声何其吝啬。

谭盾从未挑衅和鄙视公众在意义上的困窘或者对于音乐的无知，他谦逊儒雅，慢慢地表达自己关于音乐的思考。他从未将这些想法强加于你，而是用文化香水引领你，从这个向度、路径、出口去思考艺术家所要表达的意义。

按：本来想写一个博客批一下那些拿百姓的税收救市的sb政府，不过ft的编辑还是有水平，千把字把事情说很清楚，直接转了，作者意见完全代表博主意见。

另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2000年到2007年年中，中国金融资产的总值涨幅和房地产的价格涨幅是同步的，但是股市和金融资产大幅缩水之后，房地产价格基本上还是坚挺的。会不会有更深幅度的调整，仍然需要关注的。

杭州市政府推出了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地方挽救楼市政策。根据10月14日出台的政策，外地人在杭州买一套80万元或更贵的住房，不单会附赠一个杭州市的户籍，还可以享受包括商品房契税、印花税在内的种种补贴；而在杭州有楼盘的开发商将获准延期支付土地出让价款六个月，建设项目开工竣工期限放宽一年并缓交各类税费。几乎同时，上海也宣布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

过去半年以来已经有十数个地方政府推出了支撑楼市政策。考虑到土地出让金对地方财政的重要性，未来加入救楼队伍的地方政府还会继续增加。然而，地方政府拯救楼市的种种努力，很难收到扭转大局的功效。

清晰的证据可见于地方政策频出后仍然萎顿的房产销售状况。从今年1到9月的销量来看，中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销售都出现大幅下降。以今年最早推出救楼政策的成都为例，其1-9月的房地产成交量比去年下降了近50%。即便在历来被地产商寄予厚望的十一黄金周期间，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销售状况也没有出现回暖。

对于地方救市难以奏效，一般解释是在中央政府没有出台对整个地产业的扶持政策之前，地方政府的减税补贴等措施作用有限。实际上，地方政府难以托起楼市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无法改变中国地产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全球金融危机深化，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和个人购买力下降，以及地产市场供大于求的趋势日益显著。

全球金融危机深化，使过去致力于投资中国地产业的外资纷纷撤离，资金紧张的国内地产商越来越难于获得来自国外的融资。一个衰退的世界经济将对中国的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恶化对地产的投资和消费信心。对于个人而言，在经历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股市和房市大跌之后，还面临着未来收入下滑的前景。在需求日益缩减的背景下，过去一段时间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的地产投资将加重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对住宅的投资增长达到37%，高于2007年31%的水平；而建成房屋面积增长了26%，同样超出去年同期水平。高华证券估计，按照目前的售房速度，需要用将近两年时间才能消化中国主要城市的现有房屋库存。

其实对于热切的地方政府而言，怎么才算救楼市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这让它们政策效果更加难以评定。如果救市意味着让房价恢复上涨、甚至回到去年巅峰时期的水平，这显然超出了政府的能力。如果救市意味着救济地产商，则是一个相对容易实现的目标。不过即便在贷款、税费方面给予地产商短期融通，仍然不能解决它们销售低迷、库存上升的难题。杭州公布一揽子救房市政策后，10月15日上午杭州地产商绿城中国的股价随即上涨了2.5%。然而到当日收市的时候，绿城中国依然追随中国地产股大势，比前一天下跌了2.5%。

作者：朴抱一

提要：我们对杨佳案的关注，本质上是对真相和程序正义的关注。我们所要求的是以合法的程序来审判杨佳，而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杨佳塑造成一个反抗暴政英雄。因为杨佳的所谓“反抗”，预示着一种破坏性的整体性的社会对抗。

       震惊全国的杨佳刺警案昨日终于在上海市高院二审开庭，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二审采取了公开审理，杨佳案的真相也终于基本大白于天下。更重要的是，庭审当天在法庭外酿成的群体性事件，及其背后的社会思潮，仍然值得每个人深思。

      杨佳在法庭上否认了其生殖器被警方打伤的说法，讲述了其2007年10月5日在上海旅游期间，因拒绝警方检查其身份证发生纠纷，先后两次被警方殴打，衣服被撕扯等。

      公诉人和相关警员的证词否认了殴打杨佳的事实，并认为杨佳缺乏殴打的证据。但是，依靠所有人的良知，杨佳如果没有闸北警员的殴打，杨佳不会两度来沪，并最后实施如此周密和暴力的刺警行动。

      在案发前数月，杨佳一直在努力申诉，其诉求是警方赔偿其200元长途通话费，并书面承认殴打不当。双方在经济赔偿并无争议，争论的核心是警方书面承认殴打的过失，而警方则强调杨佳拒绝配合在先，也因此证明此前闸北警方宣称杨佳在经济赔偿上索要无度不过是一个谎言。

      遗憾的是，法庭并就此进行深入的法庭调查，也为当庭传唤相关证人。当然，从法律角度讲，无论闸北警方一年前对杨佳采取何等不当措施，均不能构成杨佳杀害6名、刺伤5名无辜警员的直接原因。

      现在，杨佳刺警案政治逐步逼近真相，相关的问题只剩下杨佳在刺警案前第二次来沪的原因，具体什么细节使其产生刺警的动机，以及杨佳失踪多日的母亲究竟在哪里。

       在我看来，法庭最后能否确认警方殴打杨佳，并承认殴打的非法性质，成为公众追求程序正义的最后一个重要目标。但是，遗憾的是，这个目标可能落空。杨佳如同象秋菊一样讨个“说法”的结果，仍然是没有说法。

      或许法庭外那些访民会继续杨佳这种诉求，象秋菊一样，为自己所遭受的各种不公，继续“讨个说法”。

       由于杨佳案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媒体，也使得上海许多访民在法院外集中，访民们穿着印有杨佳头像的衣服，同样还印着杨佳的被捕时的名言：“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另外一些“驴友”的旗子则称“刀客不朽”，并宣称为杨佳捐款20万元。

       杨佳的说法是11名无关警员六死五伤，这些中年警员妻子、孩子和父母正在遭受丧亲之痛，生命定格在那梦魇般的几分钟。

       我们无法确定，这些身穿印有杨佳头像服装的访民会不会采取杨佳一样的方式，但是，如此众多的访民集中起来，甚至喊出了“打倒法西斯”，“打倒**党”的口号，其所蕴含的对抗意识就是一个个火药桶。

       这种对抗，这种对抗方式，意味着整个社会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有可能从个人暴力犯罪转向个人恐怖主义，在这种对抗之下，没有人是赢家。

      我们对杨佳案的关注，本质上是对真相和程序正义的关注，我们所要求的是以程序正义来审判杨佳，而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杨佳塑造成一个反抗暴政英雄。因为杨佳的所谓“反抗”，预示着一种破坏性的整体性的社会对抗。 

      本质上讲，杨佳仍然是个暴徒。在程序正义之外，让我们从基本的人道立场，把焦点转移到六死五伤的无辜警察的家庭，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言论，他们经受着怎样的痛苦？他们有何过错，成为杨佳刀下冤魂？

      中国政府的全部逻辑在于，一个“伟大、光明、正确”的政府，怎么会殴打一个合法的公民呢？如果殴打了，那也一定是这个公民的错。这个逻辑已经被无数次使用，从华南虎到瓮安事件，三鹿奶粉到娄烦泥石流灾难，党和政府一定是伟光正的，出了事情丧事当作喜事办，仍然是伟光正的。

      闸北警方为了维护这个“伟光正”的幻象付出了6位警员的生命，上海方面在侦查和一审中为了掩盖警方打人的事实，用一个更大的谎言去掩盖一个小谎言，把一个自身付出巨大代价的袭警案变成全国舆论对自身的质疑，终于把一个刑事案件在高院门口变成了群体事件，其代价何其之大？

       面对法庭外汹涌澎湃的反抗浪潮，避免这种对抗和巨大社会代价筹码仍然在政治家手上。政府所要做的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自己从“伟光正”（伟大、光明、正确）的神坛上走下来，让正义的阳光照射到每个角落。

       如果有人还迷恋“伟光正”的幻象，看看那些身着印着刀客头像的人，套用杨佳的话，你不给人民一个说法，人民就会给你一个说法。

作者：班志远

八月之初，正值北京奥运会造势之际，“毒奶粉”的相关新闻被政府和相关企业压制。甚至，众多中國的传统媒体和主流门户网站还报道三鹿集团——这个当下奶业丑闻的主角——荣获了“30年，改变中國人生活的中國品牌。”

　　人们在那时或许还不能如现在般了解这个传媒体系有多么的腐败。但是，这个由《华夏时报》主办，中央电视台、新浪网、中國中央广播电台等单位协办的“30年，改变中國人生活的中國品牌”评选活动却将这种腐败活生生地展现出来。在这个腐败的体系中，媒体恬不知耻地靠谎言牟利，以至于关系民生的新闻也被系统地压制。

　　八月六日关于三鹿入选“30年，改变中國人生活的中國品牌”的报道作者名叫“苗万福”。他的名字在媒体中时常出现——包括但不仅限于：多家报纸、《人民日报》官方网站（人民网）、天涯论坛、新浪网和一家食品工业门户网站。

　　“苗万福”是何许人？

　　根据《东方早报》和其他媒体的报道，苗万福负责运营三鹿集团的内部公关事务。但是，那些“新闻”的直接读者却永远也猜不到这个事实。就算是署名的新闻，苗也被称为“通讯员苗万福。”

　　在人民网上，苗一举成为这家“黨报”的在编记者。 而在随后那家食品工业门户网站的报道中，此人又成了“通讯员苗万福。” 文章还被注明转载自“人民网。”

　　这种“变色龙”早已在中國媒体中见怪不怪。 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新闻报道中充斥着“有价值”广告客户的宣传软文。

　　在人民网和《河北日报》上， 苗万福是“通讯员。” 而在中宣部主办的《光明日报》2006年六月的一篇报道中， 苗万福报道了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收购三鹿集团股份一事。

　　上周，《南方都市报》发起了中國媒体与“毒牛奶事件”的讨论，而这只是揭开了黑幕的一角。

　　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询证。 比如，为何在《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点名报道之前， 媒体均仅声称“某品牌”奶粉有问题？此外， 在三鹿奶粉安全问题浮出水面之时， 为何这家该为数条人命负责的公司还得到了媒体的大肆吹捧？

　　中國媒体没有能力深入调查这些问题。毕竟，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指丑陋的政府媒体控制、媒体政策的失效以及商业利益的驱动。 中國媒体在“毒奶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又一次提醒我们严格的媒体控制和过度的商业化的结合将是多么有害。

　　三鹿集团的另一位公关经理贾静雪也许是又一个误导中國舆论，为三鹿产品张目的典型人物。即使是事关生死的新闻消息也会因企业利益和为奥运舆论造势而被压制。

　　在七月三十日奥运火炬 —— 中國媒体称之为“圣火” —— 在石家庄市传递时， 三鹿集团贾静雪是第三十六号火炬手，紧随当地文化官员周健。

　　只要用中文简单搜索一下“贾静雪，” 就可以发现她对中文媒体中充斥着的、有关三鹿的一系列虚假报道“贡献”最大。

　　例如，2007年八月《中國食品质量报》发表过一篇新闻报道。《中國食品质量报》是受国务院委托发布食品质量及监管政策法规的“惟一最具权威性的报纸。”

　　这篇题为《三鹿集团推广中草药防止奶牛生病》报道的两位作者署名让人匪夷所思： “《中國食品质量报》报道（贾静雪 记者 石巍).”

　　中國媒体的业内人士会看出：这种奇特的、由“记者”一词分隔的署名方式表明这是一篇直接被发表的企业公关新闻稿。普通读者是不可能了解这一点的。“贾静雪”通过这种方式成了中國食品质量和安全报道“惟一最具权威性的报纸”的新闻报道者。

　　为什么《中國食品质量报》允许这种事发生？因为三鹿集团是一大笔广告费的来源。

　　要想了解这家中國食品质量报道方面“惟一最具权威性的”政府喉舌有多么的拜金，只需访问一下它的网站主页，看看那一大片企业标志就可以了——九合食品、光明乳业和食品、雨润、哇哈哈、双汇，当然，少不了三鹿。

　　就在今年七月，就在贾静雪参加奥运火炬传递几天前，她还为石家庄当地的黨报撰稿。稿件发表于包括新浪网在内的数家重要网站，注明转载于《石家庄日报》，署名为“本报讯， 贾静雪。”

　　九月一日，在毒奶事件被揭露两周前，贾的名字以记者身份出现在官办《河北日报》和《河北经济日报》上。文章题为《三鹿荣获乳业界国家科技进步奖》。 该文同时出现在河北省政府官方网站上。

　　其他有质量问题的消费品企业还在重演着类似的丑恶。这类恶行极大侮辱了信任那些媒体的中國媒体消费者。 这些媒体就像毒牛奶一样毒害着广大人民群众。

　　中國媒体与企业的共谋具有双重的严重性。 它显示出了黨对媒体政策所直接导致的危险趋势 —一 方面，谎言因为狭隘的商业利益而被放大；另一方面，与中國民众息息相关的信息由于被国家新闻审查制度而被压制。

　　毒奶事件已经很清楚的证明，这两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组合。

　　毫无疑问，三鹿毒奶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除非媒体能够被给予足够的自由，进而有能力代表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官员和企业，这种公关策略与隐瞒真相之间可怕而又可悲的对比还会继续下去。

　　想想这种对比研究有多么让人心寒吧。

　　八月十二日，那家食品工业门户网站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软文， 报道了三鹿集团向在奥运会首日出生的“奥运宝宝”赠送奶粉一事。

　　这篇“新闻”的最后一行使用了一连串的惊叹号：

　　“三鹿奶粉为奥运宝宝加油，用高科技、高标准、高质量、高营养的奶粉为中國的未来加油！”

　　韩老五译

　　来源：http://blog.qq.com/qzone/622007994/1222750154.htm

　　作者自传：香港中文大学中國传媒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 1973年生于美国阿里索纳州的图森市。 美国西北大学Medill新闻学院硕士毕业。 他现任香港大学中國传媒研究计划的专职研究员， 曾经为《远东经济评论》， 《华尔街日报》， 《南华早报》等媒体写作。 班志远的双胞胎， 班定远， 是最早到中國经济特区留学的美国中学生， 从1988年9月到1989年6月在广东省的蛇口经济特区育才学校留学。